说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
　　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
　　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
　　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代表作之一。对于这首词的编年，历来有几种不同的看法：邓广铭编著的《稼轩词编年笺注》①中提到，此词“充牢骚愤激之气，且有‘树犹如此’语，疑非首次官建康时作。”故推断此词写作年代该是淳熙元年（一一七四）；而梁启超却提出是在孝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在建康通判任上所作；还有一种观点，却是极为新颖，也另有建树——《辛弃疾漫游吴楚考》②里有这样的记载：“夏师瞿禅先生曾谓此词成于稼轩南归之后不久，乃早年之所作。我们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夏先生未明言词作于何年，据我们考查，它应该是乾道三年（一一六七）秋，辛弃疾（二十八岁）已漫游了楚地，并自金国潜归后，再至建康时的作品。”
　　以上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就我个人的观点，则是较为倾向于《辛弃疾漫游吴楚考》的，认为《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该是孝宗乾道三年（一一六七）时的作品。
　　无论哪种说法正确，我们暂先不去考究，先看一下近年来对辛弃疾及其词话的研究动态；据《建国以来辛弃疾研究述评》③载：“辛弃疾生平事迹，因其文集于明代失传，故多晦隐不明……近年来，经学者的不懈努力，邓先生存疑，空阙之处不断得到拂清、填补。例如辛弃疾隆兴二年(一一六四)江阴签判任满去职到乾道四年(一一六八)通判建康府，这一段时间行迹莫考。”又载：“一九七九年，蔡义江、蔡国黄同志的《辛弃疾漫游吴楚考》首次提出，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后即弃官漫游吴楚，时历乾道三年(一一六七)春则由楚地潜入金国，秘密考察敌情，当年秋才返回……学者们联系各方面情事考察，认为此说比较可信。”
　　《辛弃疾漫游吴楚考》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从时间的先后顺序上也可断定《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作于乾道三年之观点的可信度要远大于淳熙元年和乾道五年两种观点。
　　当然，仅由时间逻辑来推理判断是不够全面的，那么我们就来谈论一下此词作于乾道五年和淳熙元年的正确与否。
　　首先来说明之所以我不赞同梁启超的“乾道五年”说的原因：
　　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的都城。赏心亭是南宋建康城上的一座亭子，据《景定建康志》记载：“赏心亭(城西)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赏三圣。”所以梁启超将其编于通判建康之时，也是不无道理的。但如果将辛弃疾当时的心情与《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意境对比一下便可发现这种观点还是有隙可寻的：由词的本身来说词人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建功立业的希望南归，想不到落得个年复一年地浪迹江湖，而今登高眺望祖国的大好河山，无限仇恨兜上心头。国仇未报壮志难酬，这怎能不使作者感慨激愤呢!而假设此词是在健康通判任上所作，那词里流露出的该是作者对南归已八、九年却投闲置散，作一个建康通判，不得一遂报国之愿。他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隐落在碌碌无为之地。这样对比之下，不难发现“乾道五年”说的论断是不可靠的。
　　其次，再谈谈我对邓广铭先生“淳熙元年”说不以为然的原因：邓先生将其认定为淳熙元年所作，其根据是词中“充满牢骚愤激之气，且有‘树犹如此’语，疑非首次官建康时作。盖当南归之初，自身之前途功业如何，尚难猜度；嗣后乃仍复沉滞下僚，满腹经纶，迄无所用，迨重至建康，登高眺远，胸中积郁不能不以一吐为快矣。”《辛弃疾漫游吴楚考》中这样评论：“非首次官建康时作”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以词中有“树犹如此”一语，便将其作年推迟到二次官建康之时，则不免泥于典故。何况辛弃疾到金陵的机会尽多，当其与贾瑞一行奉表渡江南归时，高宗即于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正月十八召见于建康，何必要到十二年之后，在建康充叶衡帅属时才是“重至”呢。再说，辛弃疾与叶衡的友谊，实为他以后的腾达奠定了基础。这一年春天，叶自建康悲壮被召入为执政，后来又任了右丞相，竭力向孝宗推荐辛弃疾雄才大略。于是辛又被召见，迁为仓部郎官，没有几个月，便出任江西提点刑狱。所以那两年的词作中，并无自己“沉滞下僚”的“牢骚愤激”。将它们与此词加以对照，就可知大不相同。邓先生将此词编入淳熙元年，与他自己的说法产生了明显的矛盾。邓编认为此稼轩已至临安，并在《辛稼轩年谱》淳熙元年中说：“据词集中‘观潮上叶丞相’之《摸鱼儿》，则其离建康赴行在，至晚当在八月中旬前。”就算是八月上旬到达临安的吧，那么，在建康登赏心亭岂非只能是当年夏天六七月里的事，这又哪里来的“秋无际”、“断鸿声”、“鲈鱼”、“西风”呢？这样“淳熙元年”说显然也是不成立的，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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