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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被委以重任，身兼数职。本来按照项英的资历是完全可以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但是国民党是绝对不会答应军长职位由一个共产党员来担任的，因而项英只能出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的这种人事安排是为适应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情况作出的。新四军部队骨干大多是项英昔日的部下，他们有过共同的战斗生涯，叶正项副既可以获得国民党同意，又可保证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力。但是，这样的人事安排也潜伏着很大危机。项英认为叶挺是一名已脱党的"非党人士"，不适宜担任军队首长要职。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一条形成已久而绝不轻易退让的原则，那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自己是代表党的，应由自己掌握大权才是；自己能尊重叶挺，但却不会听命于叶挺。项英的这一想法和对叶挺的成见，在新四军组建后就一再明显地表露出来。1938年1月14日，项英致电长江局并转中共中央汇报与国民党方面就经费问题进行交涉的情况："新四军整个经费每月只批六万元，其他补充均未批示。如此每月不能维持其军伙食实数一万余，购买枪支更谈不上，一切衣毯均无，严冬作战大成问题。"鉴于此，他在电报中建议中央："请你们对于新四军问题设法直接交涉，易于解决。" 3月18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称：在与三战区交涉新四军向敌后挺进路线和防区等问题时，"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为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愈弄愈辣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 4月29日，项英关于新四军的战术原则及先遣队出发致电毛泽东等，电报内称："总部（指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笔者注）给予我们的任务详前电和屡次以命令强迫执行，显然是将我们送出敌区，听其自生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加以叶不能为我军据理力争，使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 透过以上电报，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项英对中共中央委托叶挺代表新四军与国民党方面交涉，而未让自己出面与蒋介石直接打交道是抱有极大意见的，同时对叶挺也抱有明显的不信任和排斥的情绪。
在党的领导和发挥个人特长两者之间，项英片面强调党的领导，认为军队的各项行动应该由政委决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包括军事指挥上也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极力排斥叶挺。一些事关新四军发展战略的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不让叶挺参加；党中央的一些指示电报不传达，也不允叶挺阅读。正如陈毅后来回忆中说，项英在新四军中"对叶挺军长不信任、不尊重，不让他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包办到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曾任新四军司令部副官处科长的叶钦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说："（项英）说叶挺是大革命的逃兵，将参谋处机要科、作战科控制在自己手里。重要决定、中央文件往往不让叶挺知道。" 曾长期担任项英警卫工作的郑德胜在回忆资料中说："毛主席于5月4日对中共中央东南局写了指示，批判了项英等的右倾错误。叶军长得知中央5月4日有个指示，问项英：'怎么还不传达？'项英却说：'这哪里是什么指示，是不点名的批判。'"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也这样写道："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加强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 不仅项英对叶挺不信任、不尊重，新四军一些将领或由于曾和项英战斗在一起对项英产生了崇拜与尊敬，或受项英的影响表示出了对叶挺的不信任、不接受。正如原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所讲："我们过去对叶军长是不够了解的，既不尊重也不够信任。"
总之，由于项英的包办，叶挺无论是军事决策还是战斗指挥都常常处于无权的地位，他的军长职务形同虚设。对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重大决策，项英都当成"党内机密"来处理，不征求叶挺的意见，基本上是由副军长兼政委的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参谋长等定夺。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新四军北移时间、路线的选择和星潭突围的决策中，会看得很清楚。项英军事上的失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听劝告，独断专行造成的。难怪叶挺会愤怒地批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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