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5日，皖南事变大规模的战斗结束仅仅过去一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该党内指示篇幅不长，内容却十分严厉，指斥项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60多年来一直成为评价项英的官方说法与正统"依据"。按照唯物史观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要求，通过多年的研究与考证，我们认为该决定的一些提法和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一）《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对项英在新四军的工作持全盘否定态度

　　《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全面否定了项英在新四军的工作。《决定》一开头就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

　　《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认定，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完全是项英的责任。《决定》指出："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皖南新四军北移部队"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时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

　　《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还对项英个人品德和工作作风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项英："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 决定甚至将项英和袁国平与已经叛逃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相提并论，称："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

　　根据对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定性，中共中央作出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非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的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中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1945年夏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没有讨论皖南事变和项、袁的问题，因此几十年来，《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一直成为对项英评价的主要依据和对皖南事变特别是项英在皖南事变中所犯错误的基本结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的深入，在对皖南事变的研究中，学术界对《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坚持决定对项英、袁国平的评价，如胡乔木即对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中央在事变
发生后对项、袁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 黎汝清在其自称"不是史书，却可以填补史书的空缺，纠正史书的谬误"的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即以此为据，说："中央在决定中批评项袁三年来对中央指示一贯阳奉阴违，并没有冤枉他！" 而王秀鑫则认为，《决定》对项英"指责过分"，"上纲过高"，"不够实事求是"。 《项英传》的作者王辅一，则对《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项英传》一共列举了《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的七个问题与不足：一，"把项英和张国焘并列是混淆了两类矛盾"；二，"说新四军皖南部队'绕道'北移是'自寻绝路'的观点不能成立"；三，"说项英在抗战开始就同中央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方针上有分歧的说法不实事求是"；四，"说项英三年来对中央一贯阳奉阴违、反对向北和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讲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五，"党中央、毛主席对皖南事变前形势分析不当和决策上的失误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六，"把项英和王明扯在一起是不对的"；七，"说项英脱离群众，搞家长制有失偏颇"。

　　我们认为，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主要是一个总结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惨遭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的文件，是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向全党全军所作的一个政治交待，并以此告诫"各个独立区域的领导人员"与"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能犯与项、袁同样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决定是及时和必要的，对于提高贯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自觉性，加强中央对各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该决定毕竟是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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