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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局、东南分局及项英的指示《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明确要求长江局、东南局："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敌在占领武汉之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他必定还想向广州、西安、宜昌、长沙、衡州、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及其附近地区进攻"。"甚至要准备他向着整个粤汉路与西兰公路之进攻"。日军的进犯，"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我们要"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 同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如八路军在整个华中、华北、西北一样，而不应该只顾现在的狭小地区"。 以上资料显示，南进天目山、黄山、四明山并非项英个人的一贯主张，而是中共关于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的一种计划设想，中共中央在强调向北发展，争取华中的同时，也多次指出，如果出现日军大举南下，或者蒋介石投降日本、日蒋汪合流，出现全国"剿共"的局面，我们就可以大举向南、向皖浙赣闽交界地区发展。
客观地说，1940年皖南新四军是曾经存在南进可能的。中共中央与陈毅也都没有反对在一定条件下南进天目山、黄山的设想，例如1940年1月14日，项英在向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一）认为在事变与全国发展中，南方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我。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因此，南方在事变时应有一支军队作核心来团结与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的斗争。（二）皖南环境北渡较困难危险，必然成为坚持南方之主力。江南大力争取苏北，来配合江北与华北打成一片，在战略上，力争华中优势。（三）因此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七）按战略之要求，努力发展与增强皖浙赣等地之工作与基础，并准备武装。……（十）建议转南方局，加强江西及闽西原游击区之武装组织，以便在事变发生时，发动游击战配合联系。"1月19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提出："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那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
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回电毛泽东，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指出："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
；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 4月28日，陈毅在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明确提出："我们在苏南敌后充实力量后再南进天目山脉，西取黄山山脉是比较稳当的事"。 直至1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皖南的前夕，还指示项英："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提醒华中局和陈毅、刘少奇等新四军领导同志要有向南发展的思想准备，积极收集皖南失散力量，"对皖南失散力量，张（云逸）、邓（子恢）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苏南方面望胡（服）、陈（毅）收集皖南东移力量，暂时在苏南活动，准备将来出天目山"。 显而易见，所谓的"南进计划"并不是什么项英提出来的与中共中央唱反调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多次批评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项英"毫无定见，毫无方向"的错误，即使在《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也没有说项英有一个与中央对立的"南进计划"。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通信科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胡立教同志在1990年曾谈到："我也算是当时皖南军部的知情人之一，但我就不知道项英同志有个什么'三山主义'的计划或这一说法。"
据岳星明回忆：1940年11月以后，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不断有"情报"说："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岳星明还说："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情报'都是深信不疑的。现在看来，顾祝同等反动派故意制造和散播这些谣言，无非是便于在此烟幕之下进行围攻的军事部置，并在打响之后颠倒非是、推卸责任，这实在是一个用心狠毒、极其卑鄙的阴谋。"
（三）项英领导新四军的历史功绩应该予以肯定
如果我们能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进行主观臆测，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项英同志在领导新四军工作期间（1937年12月一1941年1月），是执行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项英即在《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国共合作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随后，项英领导南方游击区开始实施战略转变，主动与国民党地方政权进行谈判，就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协议。在与中共中央恢复直接联系后，项英奉命于11月7日抵达延安，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以及与国民党谈判情况。中央政治局做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高度评价了项英领导下的南方游击区的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决定项英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12月23日，项英偕中共中央派赴新四军工作的袁国平、张云逸、周子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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