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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毛泽东多次讲："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现在还不能说是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因目前国民党在全国反共是困难的。"12月初，顾祝同在皖南加强了对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的战略包围，加剧了皖南部队北移的困难。12月13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报告：我军北移已公开，敌顽双方到处增加兵力，严密封锁，大部队渡江有困难，同时国民党方面拒发饷弹，请示中央如何行动。12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挺、项英："（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发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现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 直到12月25日，蒋介石已经秘密下达"一网打尽，生擒项英"的命令，上官云相奉蒋介石、顾祝同命令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定《进剿匪军计划》时，毛泽东在一份党内通报中还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对何、白《齐电》的答复--笔者）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12月26日，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关于其在25日同蒋介石谈话情况的报告中，也乐观地认为蒋介石的谈话，"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其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不过我们弄得半拖半打，半打半拖，是可能的。" 然而此时皖南的形势已经变得日渐严重。顾祝同命令皖南新四军部队改变原来指定的北移路线，不准经苏南而要其由现驻地直接北移。叶挺、项英于12月25日急电中共中央："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返两难。" 看到叶挺、项英的报告，中共中央开始意识到局势已经非常严重，遂有12月26日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措辞严厉的电报，严厉批评项英等犹豫动摇，拖延北移。但是直到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的指示》，仍然重复着此前对国内局势的乐观估计："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的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而恰在此时，顾祝同、上官云相正在紧锣密鼓地部署对皖南新四军的"围剿"。显然，无论是在延安的毛泽东，还是在重庆的周恩来，对皖南新四军所处逆境的严重性和紧迫性，都缺乏应有的认识。这正如胡乔木在晚年回忆时所说："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转移的主张。"
与对时局的乐观估计相关的是对国民党可能乘我皖南新四军北移之机，袭击我军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以致于认为"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故阻碍是不会的"。中共中央虽然正确地估计到："蒋介石，顾祝同均怕我消灭韩德勤"，但却在刘少奇和中原局的再三要求下，批准了苏北新四军和南下的八路军举行以消灭韩德勤为目标的曹甸战役的计划。曹甸战役发起前夕，叶挺、项英致电延安，询问："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担忧之情，溢于纸上。11月30日，中共中央复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庆间打一缺口，以便隔断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尽管中共中央复电的立足点是希望打消项英的顾虑，督促皖南新四军尽快北移，但其对蒋介石、顾祝同的分析和判断却失之偏颇，因为蒋介石、顾祝同对孤悬苏北之韩德勤部的关注之情，绝不稍逊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孤悬皖南之项英所部的关注。
1940年11月29日，苏北新四军和南下的八路军在刘少奇、黄克诚、陈毅等人指挥下，发起曹甸战役。次日，韩德勤急电重庆，向蒋介石、何应钦告急"我军疲敝之余，饷弹奇缺、长久消耗，断难维持。务恳钧座顾念苏北大局，速调大军驰援，并即日派飞机、送款弹接济，以挽危局。" 这份求援电送到何应钦手上已是12月3日，作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自然不乏战略头脑，他马上把曹旬战役与皖南新四军北移联系起来，发觉如让皖南新四军经苏南北移，势必增加对韩德勤的压力。于是在韩德勤的求援电上批道："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 12月7日，蒋介石又正式批准了军令部在11月14日拟定上报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8日，又以何应钦、白祟禧名义发出《齐电》，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赴黄河以北。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顾祝同接电后，心领神会，立即派其参谋处长岳星明到徽州秘密召开军事会议。拟定了"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的进剿计划。
12月16日，在久攻曹甸不下的情况下，华中总指挥部下令撤出战斗。曹甸战役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这使皖南新四军面临的处境更加险恶。
总之，我们认为，对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应分两方面考察，一方面，项英犹豫迟疑，率部滞留皖南，致使皖南新四军错过北移时机，在北移行动中又措置失当，擅离指挥岗位，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时局判断存在某些失误，又未能及时解决叶、项矛盾，因而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也负有一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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