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项英在新四军的工作也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1939年7-8月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张鼎丞同志作的《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的报告，并充分肯定了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的工作。会议指出：东南局的工作与南方局的工作，同样取得下述成绩：（一）发展了统一战线；（二）扩大了党的组织；（三
）推动了战争的动员；（四）进行了青年和妇女工作；（五）开展了工农运动；（六）建设了部队和武装力量。 1940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项英错误的性质及东南局军分会仍由项英领导的指示》中仍然指出："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争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但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犯了某些个别错误，故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在你们总结自己工作，并适当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抹煞成绩，不应了解为总路线错误。"
以上大量的历史事实都说明，《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说项英向党中央闹独立性，"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公正的，不应该成为对项英千秋功过评价的基本依据，更不应该以此来否定项英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把皖南事变的历史责任完全推给项英。
（四）项英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
《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终致全军覆灭。有些学者也认为皖南新四军失败是"项英拒绝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正确战略方针，对反共顽固派阴谋发动突然事变丧失起码的警惕，缺乏思想上、组织上的必要准备而造成的恶果。"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片面地。皖南新四军的失败，客观上说是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主观方面应该由项英负主要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
首先，错过北移时机，应由项英负主要责任。
l940年3月，中共中央鉴于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以后，蒋介石开始将其反共的重心移到华中，由主要进攻八路军转向主要进攻新四军的形势变化，及时地提醒项英："在华中为新四军摩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将皖南新四军经苏南北移的设想。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苏北、皖南军事部署的指示》，明确向新四军和东南局负责同志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9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新四军各部和中原局、东南局发出指示："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挺）、项（英）、胡服（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9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指示电："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电叶挺等》电："一、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摩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和江南，韩进攻陈毅部队，被消灭二千余，另有顾、冷一师到江边还有北渡援韩之模样，而李品仙等也在策应，但是次要的方向。二、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伸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 此后中共中央多次指示项英将军部和皖南部队主力东移苏南或北移皖东，以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
1940年10月初，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下，歼灭韩德勤主力1.1万人，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皖南新四军也在叶挺指挥下，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收复泾县县城。黄桥决战我军取得胜利后，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担心孤悬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遭到反共顽固派的报复，曾多次致电项英，建议他按照中央指示率领新四军迅速北移或东进苏北。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阵地即用游击战争坚持，即放弃亦可"。
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新四军行动方针联名致电叶挺、项英，"蒋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部队在东江的失败就是明证。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
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项英虽然明确表示同意中央的北移方针，但由于"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 ，对发展华中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皖南新四军所处的严重环境估计不足，所以对北移犹豫不决，迟迟下不了决心。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何应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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