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刘厚总给蒋介石的报告)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制造1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后，项英、周子昆辗转隐蔽在茂林山区坚持斗争两个月后，被隐藏在新四军内部的叛徒所杀害。对于这一事件的基本情节，过去早已查明。但是，40年来，在党史研究二作者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具体细节，说法不一，有的以讯传祝。最近一年多来，我们访问新四军的一些老同志，查阅了有关文杜资料和敌伪档案。现将项英、周子昆两烈士被害经过记录如下。

    项英、周子昆在突围途中

    新四军经过七昼夜的激烈战斗，损失惨重，处于十分危急之中。1941年1月13日下午，国民党军第40师向东流发动第三次总攻，新四军5团和特务团的阵地相继失守，设在石井大院的军指挥所被冲散。从东流山后撤的余部，一齐拥向石井坑，原来的建制已经打乱，无法实行统一的指挥，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1月13日晚上，叶挺军长下令，要求大家想办法突围出去，三、五个人一起都行。他亲自率领大家翻过一座大山，向大京王方向退却。经过一夜，于第二天拂晓到达大康王，出坑口处已被国民党军108师堵击，封锁了新四军出路。军部领导人为了摆脱困境，保存力量，决定由叶挺军长出面，下山去同国民党军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谈判。当天(14日)下午4时，叶挺在鹿角山以西山冲中，被国民党军52师扣押。叶挺被扣后，上官云相随即给所屑部队下达了分区清剿新四军余部的命令，要求“各部细密打扫战场，须注意遗弃械弹及化装潜匿之匪军要员，勿使得逃。”连续几天，国民党军的搜查围剿是很细的。

    这时，新四军的余部三三两两地分散隐蔽在各山村和丛林中，军部的一些领导人也都已失散。项英同警卫人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五、六人在一起。周子昆同警卫员黄诚在一起。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同张益平、王本元等四五人在一起。几天后，项英等同李志高、谢忠良以及刘厚总等先后相通。又过了几天，项英一行十多人，又与周于昆、黄诚等相遇。据李掐和回忆，项、周见面时，两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动，面对新四军遭到的惨重损失，一边讲一边都哭了。项英说：“部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突围出去回到中央后，我要作检讨。”

    项、周会台后，在石并坑的一个小茅棚里住了几天，准备同地方党取得联系。随后，又向濒坑方向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项英、周子昆都曾掉到河里，烤衣服时，他们随身携带的经费，大家都看到了。

    在激坑，又零散地遇到了一些指战显，其中有军部代理协理员杨汉林、5团3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教导员)马长炎、军部参谋刘查、老一团的营长李元、营教导员敖箔胜等。他们都是在事变中由当地群众掩护下来的。这些同志和当地群众、地方党的同志都有了联系。他们零零散散地遇到的新四军指战员，一共有好几十人，因此建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杨汉林任支部书记。由于相群众及地方党有了联系，突围去江北的计划，也有了一些眉目。

    2月底一3月初，他们又转移到了撅坑的石牛坞村的一个山洞里。这个山洞在蜜蜂桶附近，位处半山腰，地势险要，又较隐蔽。人要进洞，一定得沿着山腰攀住凸起的石头或枝丫才能上去。洞很小，只能容纳四五个人。当时安排项英、周于昆住在这个洞里。在这个洞里的，还有黄诚、刘厚总等人。在这个洞下面约200米处，措了一个茅棚，谢忠良、李德和、张益乎、郑德胜等住在这里担任警卫。据一些老同志回忆，项英、周子昆在这个山洞里大约隐蔽了十天、半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李志高曾布置张益乎、郑福胜在老乡的向导下，侦察突围的路线：(1)从大王庄到茂林，国民党军队沿途驻的什么部队7把部队的番号、兵力、驻扎的村子，岗哨的位置，晚上有无部队出来巡逻等情况搞清楚。驻茂林的那个师有多少兵力？(2)从小河口过渡，把渡河点水的深度、流速搞清楚。晚上有没有国民党军队守渡口、查渡船?(3)河的两岸有没有森林？是大山还是小山?有无村庄?距离河边有多远7过河后能不能隐蔽?但在他们完成侦察任务赶回来的这一天，即3月13日深夜(14日凌晨)，项英、周子昆竞被睡在他们身边的副官刘厚总暗杀了！

    项英、周子昆被害经过

    3月13日，在上面山洞里的，除了项英、周子昆外，还有副官刘厚总，警卫员夏冬青、黄诚。这天白天，周子昆叫黄诚到山头上去陈望、守卫，傍晚回到洞里。夏冬青到下面茅绷弄水洗澡，因下雨雪，被阻在山下。

    这一天，李志高带了一些人去侦察情况，购买粮食。还决定第二天(即3月14日)清早由刘厚总、李馅和两人下山去找旌、径、太县委书记洪林联系突围过江的事。

    夜晚，洞里点着蜡烛，项英和周子昆在地上划了个棋盘，用小石子作棋子下棋。据黄诚回忆，大约10点多钟，他对项、周说：“天很晚了，首长睡觉吧2”周子昆答：“小黄，你先睡吧，我们等一下就睡。”这天晚上，项英、周于昆的心情比往日轻松，边下棋边谈心，黄诚听到他们说过这样一些话；“找到了地方组织，去江北就快了。”“只要不死，总会突围出去的。”“这次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帐算回来。”

    山洞里的地势外高内低，里面石壁上不断有水滴下来，地很潮湿，靠洞口则较干燥。黄诚挨着石壁先睡下，过了一会儿，项、周以及刘厚总也都睡下。四个人睡的位置，从里到外，依次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

    深夜2、3点钟(即3月14日凌晨)，黄诚睡得正熟，突然被几声沉闷的枪声惊醒。据他回忆，他当时是左侧身睡的，一支快慢机枕在头下。听到枪声后，便伸手去摸快慢扰，突然一道电筒光射在他脸上，他的右臂挨了一抢，紧接着又是一枪，只觉得头“轰”的一下就昏过去了。这一枪打在脖子上部脑壳下，子弹自有至左穿孔。刘厚总以为把三个人都打死了，炒走了他们的武器和经费，急急忙忙下山去了*

    在下面茅榴里，李德和听到几声枪声，因山区回声大，弄不清打枪的方向，就问那里枪响?有的说，可能是有人在打野猪。过了一会儿，刘厚总下来了。他穿了一件长袍子，说是要同李德和一道去执行预定的任务，去找洪林。那时天还没有亮，路不好走。两个人定到山下党支部书记家，发现屋子里亮着灯；正退张益平、郑镕胜执行侦察任务回来，路过这里。大家在屋里吸了一会烟。刘厚总、李德和又继续赶路。定到通往铜山的又路上，天快亮了，刘厚总回过头来对李德和说；前面穿蓑衣、戴斗签的，可能是探子。又说，敌人来了，我们赶快跑吧!说着，他就一个劲地往山上跑，李德和在后面没有迫上。李德和看到刘厚总神色不对，怀疑夜里打枪的，可能就是他。李即折回。到了半山上的茅棚里．讲了刘厚总的行踪。谢忠良、李德和、张益平、郑锡胜、夏冬青、刘空等一起上山到了洞里，发现项英、周子昆、黄诚都例在血泊中，在项英胸前还放了现钞100元。周子昆侧身趴倒在地。黄诚血流满身，抚摸他的胸部，发现心脏还在跳动。大家随即把项英、周于昆烈士的遗体连同他们盖的毛毯，埋藏在离心洞约100米处的一个石坝里，用石头盖住。由刘查把黄诚送到当地群众徐老三家养伤、隐蔽。他们几个人立即转移。黄诚伤愈后，一直留在皖南，随同刘奎坚持游击战争，直至全国解放。

    12年后，即1953年7月，南京军区派刘奎(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和项学成(项英的儿子)等一起到朗南，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找到了项英、周子昆烈士的遗骨(那条毛毯仍在，但已破烂)，又找到了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袁国平烈士的遗骨。把三位烈士的遗骨移迁南京，在雨花台望江矶建造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烈士墓。

    凶手刘厚总的情况

    刘厚总是湖南耒阳人，贫苦农民出身，大革命时期在家乡是农运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在当地打过游击。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厚总领导的游击队铰编入新四军。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转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副官处任副官。他个人主义十分严重，在部队中感到不得“志”，一直对党对组织心怀不满，又有严重的流寇主义、报复主义的思想。在革命队伍中，他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情况下动摇叛变。因此，谋害项英、周子昆是他错误思想的恶性发展。过去，有的党史工作者认为刘杀害项、周是因为发现他们身上带有一笔经费，因而“起了谋财害命之心”，这种分析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刘厚总叛逃后，即向国民党投降。1941年4月间，他向国民党旌德县县长李协昆招供了项英率领突围人员40多人隐藏在山洞里的经过，以及他在3月13日(农历二月十六日)深夜暗杀项英、周子昆的情况。4月28日，刘厚总带领旌德县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以及若干部队前往蜜蜂桶石洞搜寻尸证。

    1942年7月10日《宣报》第875号副刊《院南绥声》第10期，刊载了刘厚总《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的反共文章。他无耻地说：“我在皖南各县居留将近一年了。事实告诉我，中央对于被俘军人的宽大优待，真使我感激涕零”’“现在是彻底的觉悟了”，“今后愿尽我末完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忠诚地服务到底以废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等等。

                                                                                           (徐则浩、唐锡强　撰)

    附：

    刘厚总给蒋介石的报告

    1948年5月10日

    窃厚总昔在新四军，乃与政府并肩抗战。及新四军违反政府命令，致披解散，该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复谍组织游击大队，与中央抗衡，决命厚总为大队长。厚总既愤日寇之残暴，不忍自相找害，妨碍抗战，为表个人之赤诚，不惜冒万死，于皖泾县山居内，将项英、子昆叛首刺死，并取其黄金8两5钱、手枪3枝(其中一枝系史达林赠送项英者)、派克自来水笔3枝、金挂表及火车挂表各1个(表、笔现已发还，但成废物，不是局本部所换)、法币2万数千元，一并缴交皖大平县政府投诚。虽经迭解，应咨有案可查。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覆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堪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但此种忠诚之表现，非惟未蒙抚慰，亦不幸被禁数年。现蒙局本部开释，并蒙发给2500万元，以资运籍，深感大德。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2500万元，实不效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物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读，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思悃，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效蚁命，借昭激劝。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并乞严令下层军政人员，对诚意投诚而有显著工作表现之自首者之生命财产，加以保障，确有不法行为者在外，对剿匪建国有利无害)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谨呈主席蒋

                                                                                     刘厚总(近更名刘雄)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