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上两个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作为皖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在1月8日深夜，当部队突围受阻，敌人已开始紧缩包围圈，我军粮弹两缺濒临绝境的危急关头，项英竟临危动摇，既没有报告中央，也未与叶挺相商，就放弃领导责任，擅离指挥岗位，不告而别，与袁国平、周子昆等30余人私自离队，企图绕小道穿插突围（至10日，因无法突出重围，项英等重新折返军部，并立即致电中央引咎自责，请求处分）。这对我军士气影响极坏，致使皖南全党全军顿失重心，涣散了我军斗志，这是项英在皖南事变中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综上所述，项英同志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最近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撰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对此作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该书称："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从共产党内来说，则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他和叶挺、陈毅等人一起，在短时间内把极为分散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进行集中整编，组织部队奔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进行部队建设，使新四军不断发展，并领导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但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在敌占区未能放手发动群众，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贯彻措施不力。他存在着以皖南为中心，待日军向浙赣路进攻时向南发展，恢复原南方根据地的不切实际的思想。1940年10月以后，当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项英对皖南部队的北移，迟疑犹豫，结果丧失迅速东进或北移的有利时机。在部队北移受阻后，又指挥失当，因而未能粉碎国民党的围歼，致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 著名的新四军老战士、皖南事变史研究专家南北同志也著文指出，项英作为皖南最高的党政负责人，"他既未能及早将军部迁出于前，又未能率领部队安全突围于后，对此他都应负有责任。" 对于自己的错误，项英同志在经历惨重的失败后也有深刻的认识。据谢忠良回忆，在隐藏在泾县山区的日子里，项英曾对周围的同志们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 然而，可惜的是项英同志在突出重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未能有机会对皖南新四军失败的教训进行系统总结。
（五）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
首先，中共中央未能及早解决叶挺与项英的矛盾，将帅不和严重影响了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行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双方同意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公开身份是新四军副军长），负责领导新四军和东南地区党的工作。叶挺以非共产党人土，担任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长职务，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共双方都可接受的安排。叶挺的特殊经历和身份，既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又是双方都不完全信任的人物。共产党努力争取叶挺，是因为他拥护中共的抗战方针，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曾经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竭力拉拢叶挺，则是因为蒋介石企图借机控制新四军，并因为叶挺当时已不是共产党员，且与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密切联系，由于这种复杂关系，自新四军成立时起，新四军的实际领导权就理所当然地掌握在项英手里，这是由我们党"党指挥枪"的原则决定的。而项英对蒋介石企图借叶挺之手控制新四军的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戒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新四军的其他主要领导干部，如袁国平、周子昆、李子芳等也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叶挺，叶挺曾痛楚地把自己比作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
叶挺和项英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迥然不同，叶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追随孙中山，"勇迈绝伦，倜傥不群"，是北伐名将。广州起义失败后，脱党流亡海外近10年。项英早年从事工人运动，自党的"三大"时起，为党的历届中央委员，党的"六大"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会委员，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