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上两个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作为皖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在1月8日深夜，当部队突围受阻，敌人已开始紧缩包围圈，我军粮弹两缺濒临绝境的危急关头，项英竟临危动摇，既没有报告中央，也未与叶挺相商，就放弃领导责任，擅离指挥岗位，不告而别，与袁国平、周子昆等30余人私自离队，企图绕小道穿插突围（至10日，因无法突出重围，项英等重新折返军部，并立即致电中央引咎自责，请求处分）。这对我军士气影响极坏，致使皖南全党全军顿失重心，涣散了我军斗志，这是项英在皖南事变中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综上所述，项英同志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最近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撰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对此作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该书称："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从共产党内来说，则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他和叶挺、陈毅等人一起，在短时间内把极为分散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进行集中整编，组织部队奔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进行部队建设，使新四军不断发展，并领导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但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在敌占区未能放手发动群众，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贯彻措施不力。他存在着以皖南为中心，待日军向浙赣路进攻时向南发展，恢复原南方根据地的不切实际的思想。1940年10月以后，当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项英对皖南部队的北移，迟疑犹豫，结果丧失迅速东进或北移的有利时机。在部队北移受阻后，又指挥失当，因而未能粉碎国民党的围歼，致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 著名的新四军老战士、皖南事变史研究专家南北同志也著文指出，项英作为皖南最高的党政负责人，"他既未能及早将军部迁出于前，又未能率领部队安全突围于后，对此他都应负有责任。" 对于自己的错误，项英同志在经历惨重的失败后也有深刻的认识。据谢忠良回忆，在隐藏在泾县山区的日子里，项英曾对周围的同志们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 然而，可惜的是项英同志在突出重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未能有机会对皖南新四军失败的教训进行系统总结。

　　（五）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

　　首先，中共中央未能及早解决叶挺与项英的矛盾，将帅不和严重影响了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行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双方同意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公开身份是新四军副军长），负责领导新四军和东南地区党的工作。叶挺以非共产党人土，担任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长职务，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共双方都可接受的安排。叶挺的特殊经历和身份，既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又是双方都不完全信任的人物。共产党努力争取叶挺，是因为他拥护中共的抗战方针，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曾经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竭力拉拢叶挺，则是因为蒋介石企图借机控制新四军，并因为叶挺当时已不是共产党员，且与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密切联系，由于这种复杂关系，自新四军成立时起，新四军的实际领导权就理所当然地掌握在项英手里，这是由我们党"党指挥枪"的原则决定的。而项英对蒋介石企图借叶挺之手控制新四军的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戒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新四军的其他主要领导干部，如袁国平、周子昆、李子芳等也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叶挺，叶挺曾痛楚地把自己比作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
　叶挺和项英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迥然不同，叶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追随孙中山，"勇迈绝伦，倜傥不群"，是北伐名将。广州起义失败后，脱党流亡海外近10年。项英早年从事工人运动，自党的"三大"时起，为党的历届中央委员，党的"六大"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在党内地位一直很高。不同的阅历，使叶、项两
人在志趣、作风，乃至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法等方面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两人的性格又都很内向，难以相互沟通思想，关系不顺，职责不明的组织方式，项英独揽大权的家长式领导作风，加上"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 等诸多因素，使得叶挺十分苦恼，以致于两次离军出走，四次提出辞职。

　　对于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是了解的，并也确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希图改善。1938年10月下旬，叶挺第一次离军出走，并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要求准辞新四军军长职务。随后，蒋介石在西安向中共代表明确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企图另派其亲信到新四军任军长。中共中央获悉蒋介石这一企图后高度重视，立即致电周恩来，要他"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同时指示周恩来在与叶挺谈话时，"应确定叶挺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 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不落实是叶挺出走的主要原因。为此，中共中央指示项英："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及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的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同时要"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 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旨在调整叶、项工作关系，侧重点是在争取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不给蒋介石插手新四军的借口，防止蒋介石利用叶挺辞职一事做文章。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亲自陪同叶挺回到云岭，并当面批评了项英。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但事实上仍没有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处境也未见改善。以致于在周恩来离开仅半年左右又发生了叶挺第二次出走事件。此次虽然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电召袁国平到重庆接叶挺返部，并当面告诉袁国平："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 但中共中央并未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和组织手段解决叶挺在新四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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