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志趣、作风，乃至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法等方面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两人的性格又都很内向，难以相互沟通思想，关系不顺，职责不明的组织方式，项英独揽大权的家长式领导作风，加上"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 等诸多因素，使得叶挺十分苦恼，以致于两次离军出走，四次提出辞职。
对于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是了解的，并也确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希图改善。1938年10月下旬，叶挺第一次离军出走，并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要求准辞新四军军长职务。随后，蒋介石在西安向中共代表明确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企图另派其亲信到新四军任军长。中共中央获悉蒋介石这一企图后高度重视，立即致电周恩来，要他"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同时指示周恩来在与叶挺谈话时，"应确定叶挺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 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不落实是叶挺出走的主要原因。为此，中共中央指示项英："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及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的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同时要"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 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旨在调整叶、项工作关系，侧重点是在争取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不给蒋介石插手新四军的借口，防止蒋介石利用叶挺辞职一事做文章。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亲自陪同叶挺回到云岭，并当面批评了项英。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但事实上仍没有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处境也未见改善。以致于在周恩来离开仅半年左右又发生了叶挺第二次出走事件。此次虽然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电召袁国平到重庆接叶挺返部，并当面告诉袁国平："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 但中共中央并未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和组织手段解决叶挺在新四军中有职无权的问题。一直到皖南事变发生，项英擅离指挥岗位离队出走后，中共中央才明令指定叶挺负全责。1941年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皖南部队："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但此时，皖南新四军已陷入绝境，败局已定了。
其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时局判断和形势估计的失误，影响了项英北移的决心，是造成项英率部滞留皖南错过北移时机的原因之一。
何、白《皓电》发表后，中共中央异常重视，多次开会研讨形势相对策，认为对付此次反共高潮，"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认为蒋介石正处于"直接投降"的前夜，"中日妥协与日蒋联合剿共的危险是严重的存在着"。为了应付这种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在政治、军事上都做了相应的准备，不仅决定政治上要取进攻姿态，在军事上也要集结精锐主力作打到国统区的准备。后来，中共中央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观察和分析，认为时局并不象最初估计的那么严重，经过再三权衡，并和在外地的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交换意见，确定了军事防御、政治进攻的方针。1940年11月9日，中共以朱彭叶项名义发表《佳电》，拒绝了国民党要中共军队一律撤到旧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答应将江南正规部队亦即皖南的部队北移江北。同时，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各根据地军民也严阵以待，准备打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但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后来对时局的判断出现了偏差。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陈毅、董必武，指出："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新四军，一面却仍怕乱子闹大不好收拾。你们应向各方面放出空气，略谓华中方面有三十万大军（二十九个师）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我们希望能停止出动，以免演成内战，两败俱伤，敌人获利。但如一定要打新四军，则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不救，那时乱子闹大，彼方应负其责。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11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中，分析蒋介石对我发动军事进攻，存在着五大困难：一、我取缓和态度，何应钦缺少挑拨的借口；二、蒋介石很害怕八路军南下，尤怕我从西安突出；三、蒋怕我在皖南不动，扰其后方；四、蒋介石与顾祝同怕我消灭韩德勤；五、蒋还未同日本讲好条件，其剿共战场是不方便的。因此，"如我各方面做得好，这次反共高潮是可能打退的"。 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等，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既抗日又剿共，"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再做出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当然进攻张运逸、彭雪枫是可能的），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判断"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据此，"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面于，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1940年11月30日，日、汪《调整中日关系基本条约》在南京签字，毛泽东对时局看法更为乐观。同日，他和朱德联名致电叶挺、项英，称："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依据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想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