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飞、陶勇和管文蔚等部从扬中北渡长江，组建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挺进天长，向苏皖边境发展。此后，为了促进江北工作的开展，项英还抽调大批干部，包括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参谋处长赖传珠、东南局副书记曾山、青年部长陈丕显等到江北工作。1940年12月，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东南局的组织部、宣传部等机关和新四军后勤机关、兵站工作人员及家属1700余人经苏南转移到江北。这些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正如陈丕显同志所说："对项英同志的另外一些意见，就是皖南事变前，他迟迟不把集中在军部周围的许多主力部队、干部向各方面分散。但他也不是一点都未分散。叶飞的老六团不是东进了吗？后来与管老（即管文蔚同志）的挺进纵队合编了；陶勇也带了老四团一部到了江北天（长）、六（合）、仪（征）、扬（州）地区；东南局青年部当时是我带的，40年4、5月间就到了苏南；东南局的组织部、宣传部也都北上了。"
由于《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皖南部队决定分散突围不过三天，距离皖南大规模战斗结束仅仅隔了一天，枪声还没有完全停息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一个"仓促的决定"。这时，中共中央与新四军皖南部队既无电话联系，无线电联系又中断，难以掌握前方情况，甚至连项英、袁国平是否冲出包围圈、是否牺牲或被俘等基本情况都不清楚，不可能深入了解皖南事变的详情。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个决定对一些事实的判断并不是很准确，因此，对项英的批评，明显的有很多过头和不实之处，如说他"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 等等，都是与历史事实以及中共中央的一贯评价相悖的。
有的研究者以《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对项英的批评为依据，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上纲上线，认为项英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新四军初创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
项英从1921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到1941年3月14日牺牲，从事革命斗争达20年之久。他是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曾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陈毅、张鼎丞、陈潭秋、邓子恢、粟裕等领导了极为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保存革命火种，保留南方战略支点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37年12月，根据中央的决定，项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他早年经历过严酷的白区工作斗争的考验，主力红军长征后，又经历过了1934年到1937年出生入死的三年红军游击战争的考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新四军部队的创建、发展和壮大，对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统计，从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9团侦察连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伏击由巢县乘船出扰的日军，毙敌20余人，缴枪10余支，揭开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打响新四军进入华中敌后抗击日军的第一枪开始，到1940年底，在不足三年的时间里，新四军在南下八路军之一部的支援下，对日伪军作战2946次，毙伤俘日伪军28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4000余只，轻重机枪568挺，各种炮88门，枪炮弹15万余发，牵制了侵华日军1/6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与支持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新四军全军的人数，在八路军一部的加强下，由开始编组时的10329人，发展到90000余人；开创了皖南、皖中、苏南、苏北、皖东、豫皖苏边等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总面积44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00万，建立了42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和一些地区性的政权机关。
中共中央曾对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项英关于南方游击区的报告之后，专门通过《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该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中共中央对项英在新四军的工作也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1939年7-8月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张鼎丞同志作的《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的报告，并充分肯定了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的工作。会议指出：东南局的工作与南方局的工作，同样取得下述成绩：（一）发展了统一战线；（二）扩大了党的组织；（三
）推动了战争的动员；（四）进行了青年和妇女工作；（五）开展了工农运动；（六）建设了部队和武装力量。 1940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项英错误的性质及东南局军分会仍由项英领导的指示》中仍然指出："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争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但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犯了某些个别错误，故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在你们总结自己工作，并适当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抹煞成绩，不应了解为总路线错误。"
以上大量的历史事实都说明，《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