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蒋介石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严重形势，中共中央在延安连续几次开会，并与在外地的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互通情况，往返电商形势与对策。经过反复研究，再三权衡，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佳电》，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佳电》一方面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和污蔑，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赴黄河以北的荒谬"命令"，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中共也作了一定的让步，同意将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此时，国民党当局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部署尚未就绪，我军无论是东移苏南再渡江到苏北；还是直接从繁昌、铜陵地区北渡到皖东，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是占据着主动地位的。从《佳电》发表到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决定全军北移为止，在50天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先后16次致电项英，指示他从速率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但是，由于项英同志固执已见，一再强调北移的困难，夸大坚持皖南的战略意义，特别是他对中共中央及中原局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始终持有不同意见，同时又不愿意把自己呕心沥血组织起来的新四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别人（中共中央已决定皖南新四军北移任务完成后，整个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统归由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的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指挥，项英赴延安准备参加拟议中的中共七大--笔者注）。诸多因素使得项英对北移的时间和路线问题一直犹豫迟疑，时而想去苏南，时而又想去皖东，以致皖南新四军滞留皖南近两个月。1940年12月24日，毛泽东看到蒋介石给的期限即将到期，再次催促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项英在回电中仍不作肯定的答复，列举许多北移"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类的危险与困难，请求中央指示行动方针，仍然不愿意北移。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措辞十分严厉的指示电。该电称："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者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主张拖还是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在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以后，项英于12月28日主持召开军分会会议，决定全军南下茂林，绕道三溪，旌德，经苏南北移。而此时，顾祝同派其参谋处长岳星明于12月29日在徽州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由上官云相任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第32集团军和23集团军等部队进剿皖南新四军，并制定了《进剿匪军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国民党军第40师、52师、108师、144师、79师、62师和新7师第2旅等部7万余人，分别在1941年1月3日之前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虎视眈眈，准备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一网打尽"。由于项英的拖延迟疑，致使皖南新四军丧失了乘敌"围剿"部署就绪前北移的有利时机。长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从事秘书工作的胡乔木晚年在谈到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时说："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同志（他以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身份实行对新四军的政治、军事领导），长期以来对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在何、白'皓电'发表后，当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时，仍对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迟疑不决。一方面，国民党下令新四军北移包藏险恶用心；另方面，新四军又不能不通过北移以求发展。正确的处置是应当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将计就计。项英则只是在中央12月26日指示的严厉批评后才仓促决定北移路线"。
其次，皖南新四军在北移过程中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也应由项英同志负责。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新、老一团，新、老三团、五团、特务团、教导总队等部分为三路纵队，由各自驻地泾县土塘、云岭、北贡里向南开动，分别向大康王、茂林、铜山前进，计划"分三路向星潭、榔河桥、旌德前进，首先击破40师，再依情况进展，打击52师或79师，变内线作战为外线，将全部敌人丢在后面，摆脱敌人到达苏南，待机北渡。"当时皖南新四军主力部队只有6个团8000余人的兵力，却平均配置兵力，分为三路纵队齐头并进。皖南地区山高岭峻，坑深林密，三路纵队被山谷、山崖所隔，不能相互策应。军部随第二纵队行进，手中既无突击力量，也无战役预备队，以致于事变发生后，各纵队均以劣势兵力与敌作战，没有力量在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中打垮敌人，反因兵力分散被敌人各个击破。分兵齐头并进，造成兵力分散，是皖南新四军北移过程中军事指挥上的第一个严重错误。
1月6日清晨，皖南新四军在丕岭遭遇顽军伏击，叶挺建议及时改变行动路线，从西南翻越樵山岭出太平，再向东挺进，辗转北上，项英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按原计划行动，结果使我军更深陷顽军包围，失去了摆脱危机的一个机会。
1月7日中午，第二纵队在星潭遭到顽40师第120团的阻截，形成对峙。下午三时，项英在丕岭山
脚下的百户坑召开军分会紧急扩大会议，研究敌情与下一步行动方案。军部侦察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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