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项英、叶挺的认识有着重大分歧之外，项英、叶挺截然不同的性格、爱好和革命经历，使得二人在工作和生活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叶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北伐军中久任要职，他"勇迈绝伦，倜傥不群"，战功赫赫。更由于长期寄居海外和妻家富有，故此比较注重衣着和军人形象。平日里军装笔挺，马靴铮亮，佩带中将军衔，举手投足一派名将风范，颇为引人注目。叶挺到部队视察工作，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较多。叶挺喜欢吃小灶，他有一个从广东带来的厨师专门为他操办伙食。闲暇时分，叶挺经常让厨师烧制一些家乡菜肴，邀请军部领导和与他同来新四军的老袍泽们一起聚餐。叶挺兴趣广泛，有很多爱好，尤其喜欢摄影艺术。他有一架随身携带的高级照相机，举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以及国内外人士来访时，他总爱拍些照片留作纪念。叶挺还善于交际，比如和音乐家任光就情如手足。叶挺性格刚毅，但沉默寡言，深沉不露。而项英早年从事工人运动，虽有留苏经历，但回国之后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之后，项英奉命与陈毅留在苏区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长期的游击战争生活使他养成了生活上艰苦朴素习惯和工作上事必躬亲的作风。项英去部队视察，也是轻车简从，不像叶挺那样声势浩大。在项英看来，叶挺的生活方式和内容与他提倡的艰苦奋斗不大合拍，因此对叶挺的一些作派产生了反感和排斥。项英性格内向，不爱说话，难以交流和沟通，再加之，过去项、叶也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互相不熟悉，相互间的协调有一定困难的，很容易积聚和引发矛盾。
项英、叶挺关系不和谐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于新四军领导体制内在的矛盾而造成的领导错位。早在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整编时，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由此决定，我军的领导体制是党委负责制。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武装。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新四军组建后，叶挺虽然名为新四军军长，但因其为非中共党员，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也无权阅读党的指示和文件。即使是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也是先直接发给项英，再由项英口头向他传达。总之，叶挺应在副军长项英的领导下工作，故新四军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时任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手中。
项英，1898年生，原名德隆，湖北黄陂人，声名显赫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自党的"三大"时起，为党的历届中央委员，1928年党的六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并在此期间受到斯大林单独接见，1931年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抗战爆发后，他又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东南分局（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改为东南局）书记。
由于项英在党内功高位显，所以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项英被委以重任，身兼数职。本来按照项英的资历是完全可以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但是国民党是绝对不会答应军长职位由一个共产党员来担任的，因而项英只能出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的这种人事安排是为适应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情况作出的。新四军部队骨干大多是项英昔日的部下，他们有过共同的战斗生涯，叶正项副既可以获得国民党同意，又可保证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力。但是，这样的人事安排也潜伏着很大危机。项英认为叶挺是一名已脱党的"非党人士"，不适宜担任军队首长要职。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一条形成已久而绝不轻易退让的原则，那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自己是代表党的，应由自己掌握大权才是；自己能尊重叶挺，但却不会听命于叶挺。项英的这一想法和对叶挺的成见，在新四军组建后就一再明显地表露出来。1938年1月14日，项英致电长江局并转中共中央汇报与国民党方面就经费问题进行交涉的情况："新四军整个经费每月只批六万元，其他补充均未批示。如此每月不能维持其军伙食实数一万余，购买枪支更谈不上，一切衣毯均无，严冬作战大成问题。"鉴于此，他在电报中建议中央："请你们对于新四军问题设法直接交涉，易于解决。" 3月18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称：在与三战区交涉新四军向敌后挺进路线和防区等问题时，"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为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愈弄愈辣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 4月29日，项英关于新四军的战术原则及先遣队出发致电毛泽东等，电报内称："总部（指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笔者注）给予我们的任务详前电和屡次以命令强迫执行，显然是将我们送出敌区，听其自生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加以叶不能为我军据理力争，使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 透过以上电报，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项英对中共中央委托叶挺代表新四军与国民党方面交涉，而未让自己出面与蒋介石直接打交道是抱有极大意见的，同时对叶挺也抱有明显的不信任和排斥的情绪。
在党的领导和发挥个人特长两者之间，项英片面强调党的领导，认为军队的各项行动应该由政委决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包括军事指挥上也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极力排斥叶挺。一些事关新四军发展战略的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不让叶挺参加；党中央的一些指示电报不传达，也不允叶挺阅读。正如陈毅后来回忆中说，项英在新四军中"对叶挺军长不信任、不尊重，不让他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包办到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曾任新四军司令部副官处科长的叶钦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说："（项英）说叶挺是大革命的逃兵，将参谋处机要科、作战科控制在自己手里。重要决定、中央文件往往不让叶挺知道。" 曾长期担任项英警卫工作的郑德胜在回忆资料中说："毛主席于5月4日对中共中央东南局写了指示，批判了项英等的右倾错误。叶军长得知中央5月4日有个指示，问项英：'怎么还不传达？'项英却说：'这哪里是什么指示，是不点名的批判。'"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也这样写道："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加强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 不仅项英对叶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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