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周恩来走后，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职权"并没有真正落实。叶挺完全丧失了与项英合作下去的信心，遂于1939年10月再次离开新四军，以向蒋介石商谈增加军费和解决江北新四军部队编制等为由，到重庆重提辞职一事。在重庆和一些老友交谈时，叶挺感慨地说："我不是中共党员而又领导着中共的军队，处置复杂情况时，困难就更多。负虚名误大事，不仅对不起共产党，也对不起国家，所以我不得不辞职。"在李济深家里，他不无抱怨地谈到：同"项英实难以做到切实合作，发生许多矛盾，许多工作问题，自己无力解决"，李济深劝他以大局为重，无论如何不能辞职，与项英的矛盾，可通过中共中央加以解决，与顾祝同的矛盾，我可以向蒋介石提意见，帮助解决。但叶挺情绪十分消沉，仍决意要离开新四军。

　　11月间，蒋介石召见叶挺。当叶挺向蒋交涉新四军编制及军需物资时，蒋又老调重弹："你现在可曾参加共产党？"叶回答没有。蒋又问："你现在可曾参加国民党？"叶回答也没有。蒋说："你要是能够参加国民党，这一切（指经费、编制等--笔者注）……都好办了。" 对蒋介石的诱骗，叶挺不为所动，当即予以回绝。他明确表示："我现在什么党派也不参加，一心抗日救国。" 叶挺的态度使蒋介石大为不满，当叶挺提出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时，他立即表示同意，说："你离开新四军也好，或者有比新四军更有意义的工作。"

　　叶挺是"党外人士"，但他忠于抗战事业，原本想回国为抗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料"英勇果断的叶挺，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局面。""他拥护中央的命令，却无法付诸实施；他反对项英的拖延，却又无法扭转这种局面；他是新四军军长，实权却不在自己手中。" 此时向蒋介石提出增加军费等也未被获准。叶挺感到自己一直处于受人制肘、到处碰壁的特殊矛盾地位，这个军长实在难当。为了摆脱这种内外交困的尴尬局面，叶挺再次出走到澳门，一直滞留到1940年夏，迟迟不肯回新四军工作。

　　1940年夏天，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后，再次出面说服叶挺顾全大局，回新四军任职，不久，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到重庆将叶挺接回皖南新四军军部。

　　叶挺的再次辞职出走，对中共中央也造成了很大震动。为此，中共中央给项英发出了一系列指示，一方面对项英执行中央东进北上方针不力提出批评；另一方面，督促项英搞好与叶挺的关系，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中共中央对新四军错位的人事安排上。李一氓在回忆录中客观地指出："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团、师、军的党代表，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之间的问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解决。而在新四军，部队首长叶挺却是脱党10年之久的非党员，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于自处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李一氓还说到："叶挺曾经下过一次决心离开军部，以后不再回来，他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 中共中央不恰当的人事安排，不仅使叶挺处于尴尬境地，也使项英感到左右为难。他对中央的批评感到无法忍受，采取了几近对抗的态度。1940年5月连续三次致电中共中央请求辞职。5月12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中央"指示全部精神，系带错误的批评与指示形式，照此指示，我领导有严重错误，如此含有不可再负责和领导"，"我自信在方策与路线上未有与中央相差之处（仅仅我自信），固然在某些问题上我有意见，但中央指示已充分包含方策与路线问题，使我之不能领导，既不能，就不能保证中央指示之执行，故非改变领导不可。" 5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更直接地表白："我公开说，对于领导已无信心。"

　　对项英的对立顽固态度，中共中央本应采取果断措施，撤销项英的职务，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新四军的正确领导与团结统一。但由于中共中央过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过分照顾项英的情绪与面子，担心若撤销项英的职务，叶挺的非党身份与党的领导体制关系不顺，于是对项英进行安抚，继续要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及新四军军分会书记，这样，使项英我行我素，继续操控新四军指挥大权，致使中共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的决策难以落实。一直到在皖南事变中发生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人离队出走使部队失去重心的严重事件后，中共中央才在1月12日作出决定："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下、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 但是此时，皖南新四军已经苦战一周，弹尽粮缺，精疲力竭，濒临失败的边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共中央对项英错误的过份迁就，致使项、叶之间的矛盾长期不能消弥，影响了新四军的发展，在皖南事变中丧失了在叶挺集中统一领导下打破敌人围攻的良好时机，直接导致了皖南新四军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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