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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起兵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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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裁的死结
吴三桂怎样也不能想到：他在年过六旬以后会不得不起兵反清？三桂为清廷驰骋沙场，斩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反清武装，为满清一统天下是立下盖世战功的。因而形成了三桂王云贵 ，尚可喜王广东、耿继茂王福建的“三藩”并立的局面。多尔衮和顺治、康熙继位后都多次许下的诺言，如“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山河之永也”。三藩“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王其巩固封疆，殚抒筹策……功名永重山河。”要三藩镇守南疆，“屏藩王室”。这就是说，永不撤藩，子子孙孙世袭王爵，与清朝相始终。这些诺言和盟誓，都写入赐封的金册之中。
朝廷在任命三桂镇守云南时，洪承畴就曾援引明朝沐氏世袭云贵例，建议让三桂世守云贵。这很符合三桂的愿望，因为给他这一块土地，已满足了他的利益要求，也符合清朝入关时许诺的裂土封赏的条件，他对此感到满意。他期待他的平西王爵可以世代传下去，让吴氏子子孙孙永享富贵。这是三桂镇守云贵的基本想法。因此，他开始苦心经营，积敛财富，广殖田产，大建宫室，他的亲属部将也都营建家室，以为永久之计。
为了巩固他在云贵的特殊地位。他对人“恭敬，虚怀延纳”，因此，“将士乐为之用，民心亦翕然归附，强藩雄镇，咸受其笼络”。吴三桂镇压昆明东部和南部以苗、瑶等少数民族为主的反清斗争，说明除了他这个强有力的人镇守云贵，他人不足当此重任！为此朝廷屡屡奖赏他，惟依赖他为大清王朝坚守南疆。
史传三桂“财用富饶，兵革坚利”，果然名不虚传，是三藩中实力最为雄厚的藩王！三桂尽管对外骄横，对自己的部下却很谦和。据见过他的人说，三桂每“与人计事，相对如家人父子”。 三桂在云贵抛赠巨金，广招四方豪杰之士，三藩中，无疑三桂占地最多，兵力最强，势力也最为雄厚。三桂所选用的四镇和云南各地区军事长官，多是原明朝和农民军的将领。他们大多是在三桂南下云贵征讨永历时，陆续被收降的。故清廷也感到：盖云南之兵，皆系孙可望旧人，非随征员也。此辈在明朝为积贼，在逆藩为叛党，……
自秦始皇起以郡县制代替诸侯分封，进入了帝国时代。将天下之权收归中央，中央大权揽于皇帝一人之手，达到“唯有天下听一人”的境界！以一人之喜好为天下所效仿，天子一怒地动山摇！若皇位上坐一个白痴，则官吏百姓只能跟着胡闹，直到这傻瓜死了再换上一位新的较清醒的皇上。在这血腥的时代中君臣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一俟天下太平，专制帝王就大肆屠戮功臣宿将，上演兔死狗烹，其惨烈与帝王出身卑贱野蛮度成正比，美其名曰中央集权。这是东方专制、独裁政体无法逃避的死结，而欧洲、日本的分封领主制就温和得多。
又加上严重的满汉隔阂，清朝统治者自知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有数千年文化积累的广大汉人，时时存有临渊履冰之虑。清酋集团顽固地坚持“汉人强，满洲亡？”“宁赠友邦，不给家奴”。满官对皇帝自称奴才，而视汉臣更在奴才之下！凡属征伐，满族贵族掌兵权，政府六部首脑，皆以满官为头。大局稳定，朝廷便发现手握重兵的三藩这几个异姓王对它是个潜在的危险。这种担心、猜疑与日俱增。因此三藩跟朝廷的矛盾是不能消除的，双方的破裂仅仅是时间问题！吴三桂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危机，又不愿高姿态地自我消失，却小心谨慎地伺候康熙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
小玄烨血管中流的是狼族之血，可没那么多礼仪顾忌，狼族以野蛮凶残血腥为荣。如在爱新觉罗皇族内叔侄相残，多尔衮囚杀豪格，顺治处理多尔衮、阿济格都骇人听闻毫不手软！吴三桂熟知这些，怎么也不多长个心眼呢？凭什么会放你这汉人一码？小狼主年少气盛，并不知打江山的艰难，它自以为君权天授，太平时不再需要凶猛的狼狗了，它要的是一群卑顺的哈叭狗。康熙比三桂小42岁，更有赌一把的勇气！双方存在深深的代沟，不同的思维使言行均出于对方所料想？康熙认为天子下令撤藩太英明了，你吴三桂做为大清之臣只能服从，乖乖地滚到辽东去。三桂及部下戎马一生，又岂肯将拼杀来的成果轻易付之东流？
2、哭陵起兵
吴三桂为清朝奋斗了大半生，以牺牲千百万明人和农民军的生命，换取了一顶王冠，获得一方土地，希图永镇，世享福贵。谁想到朝廷撤藩，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他还有什么呢？只剩下一个空头王爷的头衔！，他无法解释这三十年来他为清朝效命疆场，剿灭农民军，扫荡南明，尤其是擒杀永历帝等血的事实。
当撤藩令一下到云南，同样深深地撞击着三桂集团中每个人的心。他们起初是震惊，继而“愤愤不平”，不禁同声愤慨：“王功高，今又夺滇！”，撤藩恰是降临一场灾难！“藩下数十万家口无不愁苦”。“全藩震动”，人心沸扬。撤藩令触动并损害了三藩的根本利益，属下的抵触情绪是很大的，一种民族的压抑感，自然地勾起人们对故明的怀恋，对清朝厌恶甚至痛恨，因而对撤藩问题持强硬立场。三桂的侄儿、女婿纷纷向他进言：“王威望，兵势举世第一，戎衣一举，天下震动！……如果就迁于辽东，他日朝廷吹毛求疵，我们只能引颈受戮！不如举兵，父子可保全！”将士们都不愿做训服的绵羊，任清廷权贵宰割。
吴三桂暗中为明永历帝修建了庄严的陵墓。那一日三桂带领三军将士前来祭奠，他换回明朝官服，哭倒在永历墓前，说不尽的悔恨！这才“觉今是而昨非”，一种忏悔的正义感在他心中不断升华，三桂的这番举动，是对他降清后所作所为的自我否定。人往往在遭到重大挫折或失败时，才反躬自省，发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良心得以重新发现，哭吧，让眼泪洗刷掉自己的耻辱！他感到自己已从“邪恶”中摆脱出来，偿还了欠下永历的血债。也许哭得过于悲痛，三桂的悲声牵动了三军的民族情感，他们只想到朝廷不守信义，剥夺了他们已得到的东西，对朝廷的愤恨——满人压制汉人，占据了他们的心头，一切得归罪于满人的清朝。所以三桂一哭，三军同哭，“声震如雷，人怀异志”。
三桂又返回大校场，以62岁的高龄，在飞驰的马上精彩地表演了射箭和各种长短兵器，武艺娴熟，技法高超，威风不减当年！三军看得发呆，不时爆发出欢呼声。三桂就是要让他的广大将士亲眼目睹他的雄风依旧，听命于他们的统帅吴三桂，去重新开辟自己的锦绣前程！
3、饮马长江
吴三桂向天下发布讨清檄文，写道：“……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悮（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的二年中，吴三桂乘清军无备，突然起兵北进，并以迅猛的攻势，连续夺取了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四川及江西部分地区，并把这些省份和地区置于周王政权的控制之下。仅三个多月，吴军前锋直抵长江南岸岳阳，《清圣祖实录》记叙：三桂“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福建耿蕃夺取了福建及江西、浙江大部分地区；王辅臣叛于陕西，除了个别地区，陕西与甘肃绝大部分都陷入叛军之手。康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从长城脚下又传来了警报：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也乘三桂叛变，“兴兵造反”。布尔尼为林丹汗后裔，太宗时被剿灭，与朝廷是血肉至亲。布尔尼煽动蒙古各部造反，还好只有奈曼王扎木山二旗响应。交趾、朝鲜等国蠢蠢欲动，深刻地表明，吴三桂叛乱所产生的政治与军事震动已远远超出中国境内，而在交趾、朝鲜等国发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如发展下去，有可能使这些国家与三桂联合，将清朝置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当然，形势的变化，最终没有出现这个结果。这对清朝来说，的确是一次幸运！1674年满清为它三十年前轻易征服中华而开始补课。
得明显，三桂只利在速战，不可久持，宜乘胜进军，借助各地起兵反清的有利形势，乘清军无备，兵力未集，清统治集团惊慌之时，一鼓作气，挥戈渡江，重兵决战；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它显示了汉民族同异民族统治者的再次大较量。因为参加和响应吴三桂起兵的，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其主要成员或骨干，都是原明朝降将，李自成、张献忠、郑成功余部及南明残余部属。兵士也是汉军，并吸收了当地汉人百姓参加。
不要辫子戏看多了，认为呆在北京紫金城上都是中央政府，其一言一行代表的都是国家利益。1672年盘踞在北京内城的都是满洲八旗，削藩令只是皇权的需要，它代表了满清权贵的利益。这与全国百姓无关，说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支持更是狗屁！连孝庄皇太后和重臣索额图、图海都曾反对削藩而疑虑，后人说是康熙英明，其实这是轻率极冒险的决策。若不是吴三桂老成持重，屯兵不前，康熙就不是什么“圣祖”，极有可能冠上“末帝”或“殇帝”的谥号。
中国历史上兵势大多南弱而北强！也有几次成功的北伐，刘裕扫平南燕后秦及明太祖攻占大都，其势太强且不提，就取250年后的北伐与之比较。
这时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及坐镇北京的“胡子”张作霖，都是打天下的第一代，可比康熙为首的八旗子弟厉害得多，可见是吴三桂的战略失误！
4、师老无用
明末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又如黄宗羲所言,“明亡于闯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披发左衽矣”， 岂徒“亡国之痛”，在当时的明人眼里，更是亡天下之痛。这意味着民族文化的衰亡、文化价值的丧失，这关系到整个民族中每一个人的切身利害，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幸亏满清只有原始野蛮的萨满教，野蛮骑射，新编的老满文没几人可看懂！若是拥有伊斯兰文化的突厥或阿拉伯人，中华就更惨了，连儒家文化及宗教文字都要改弦易章？还会有所谓汉人吗！
其次，从客观方面说，吴三桂起兵，有着广泛的甚至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是推动他前进的基本动力。他在云南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东西南北“在在鼎沸”。既然他反叛朝廷，何以如此得人心？这是因为刚刚建立起全国统治的清朝并未得天下之欢心，广大的汉族各阶层人民不喜欢这个朝廷，他们宁肯由本民族的强人来统治，也不愿接受关外一个异民族向自己发号施令！清兵南下屠杀过成千上万的汉人。前事不远，人们记忆犹新，那种亡国遗恨不会在短期内被消除。新来的统治者，清朝的封疆大吏，地方官府，鱼肉百姓。旧恨新仇，激起人们怒火中烧。他们响应吴三桂起兵，正是这种不满和愤怒的总爆发。
吴三桂的行动，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至少说，在一定时期反映了汉族大多数百姓的愿望。进而言之，吴三桂本人的利益，跟汉人的利益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已降清的将吏纷纷倒戈，百姓纷纷参军参战，在很短的时间，把清朝置于空前孤立、空前危机的境地。
吴三桂是沙场骁将，勇不可当，在战术上计谋不断，出敌制胜！但战略上缺乏远见及全盘筹划，外交上显得幼稚，衰老后更持重保守，少了进取精神。此时反清作战是天下大义，三桂却纠缠于小我之私，犯下三个战略性的错误。
①轻易丢弃“复明”的旗号，不利于组建最广泛的反清斗争统一战线。这使与耿、尚，郑经等力量的团结产生矛盾，影响对清军的联合作战。耿、郑若同心复明向前，南京将简单攻下，三家突进到长江一线，这将重演元末的形势，清廷会难以招架。丢掉共同目标，起始就将胜利输了2分！其实可随便找一个明宗室子孙做为“义帝”，用此号召天下人心，到驱逐满清、恢复中华有大功于天下，何事不能为，能善待如汉献帝即可。
②吴军进至松滋，举足即可渡江。此时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奇怪的是，吴军进至松滋，屯驻已三个多月，却毫无北进的迹象。三桂又犯了糊涂，竟向康熙提出，释放自己的儿子，并要求和大清划江共治。康熙得报后大怒，昭示全国，立即处死吴应熊等，以表明朝廷平叛的决心，使三桂失望沮丧。三桂把近二十万的精锐之师都集中于湖南一隅，这将胜利的可能折掉一半！既起兵则与清廷势不两立，抛却小我只论大义，轻锐疾进，与清军决战于华北，有进无退，忘个人生死则大事可成也！
③吴三桂与清军周旋于长江以南，虽屡有胜利，但持重保守使反清大局日见艰难！清朝以全国的兵力和物力，不怕持久之战。挡不住死亡的自然法则把最后的3 分希望葬送。1678年三桂带着他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享年67岁。如心腹大将马宝所言：王爷，您要是早十年起兵反清，逐鹿中原易如反掌。
吴三桂本可以其战功打一片江山，建立一个王朝，其能力和人格当不亚于后梁高祖朱温。但他的几度犹豫不作为，错过及耽误了太多的机遇！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必受其殃！轰轰烈烈的戎马一生在凄凄惨惨中落幕。他没有留给子孙和臣属们丰厚的遗产，而是一个烂摊子，亟待收拾的残局，并且把必不可免的灭族之祸转嫁给了他们。
5、秋后算帐
吴三桂把二十余万精兵强将盘桓湖南、浪度五年，坐视清廷集中优势兵力，先在东南和西北两翼战场转入了进攻。康熙十五年六月，首先降服了王辅臣，西北叛军顷刻瓦解，四川叛军被逐回老巢，奄奄待毙；次年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福建底定，台湾郑军被逐出大陆，盘踞江西、浙江的叛军亦告分崩离析。东南地区又尽为清有。而后广东的尚之信也归顺清廷，三桂坠入三面临敌的困境。
自然法则将死亡降临给吴三桂，这给反清阵线猛击一棒，成功的可能越来越小，但垂死的顽抗也坚持了三年多，极其惨烈与悲壮！马宝、夏国相、胡国柱等将士的抗争至死不渝，许多官员宫女等以死殉国。从西北平叛到进征云贵，主要征调了很有战斗力的绿旗兵即汉人的部队，满洲八旗兵早已是骄奢淫逸不堪一战啦！对此圣祖喻为：“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人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在南方作战时一再叮嘱：……让汉军在前，而满骑押后仅是“助战”。
从某个意义来说，吴三桂等三藩是康熙最好的老师。先以曲意奉承、小心伺候着7岁的玄烨从小学读完高中12年，继而讲授战争课。用老成持重、踟蹰不前来诱导年轻的学生，给他足够的时间镇定并布署兵力，各个击破。漫长的八年能把乡巴佬培养成将军，能从本科读到博士。康熙不负众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终于战胜了老师，成了伟大的“圣祖”，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平定吴三桂大功告成后，康熙开始秋后算帐——清查历史问题。曾经特赦或招降人员要重新甄别，议决叛逆罪严处：革去精忠王爵，与其子耿显祚及骨干分子曾养性等人俱应凌迟处死，家产籍没。平心而论，精忠、之信等“归诚”后，还是忠于朝廷的。精忠在沿海防剿台湾郑氏兵，夺回被占城镇，保住了海疆的安定。尚之信在广东、广西屡次征战，招抚，保固了广州及全省，在“归诚”前，已屡次密疏，要求朝廷进兵广东，他予以接应。即使暂时归名于吴三桂，不为所用，保固了广州不受侵害。祖泽清叛于高、雷州，他率部将其击败，立下了不少功劳。在逮捕他们后所加的罪状，多系不实之词，有的是望风扑影，甚至有的是无中生有。从已揭示的史料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圣祖对耿精忠、尚之信的处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圣祖撤藩，是既定国策，体现了满族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当然也符合封建中央集权的要求。耿、尚连同吴三桂及其子孙，再推而扩之，累及他们的部众，都成了撤藩的牺牲品。
圣祖及其统治集团是把尚、耿视为一股政治势力或政敌，从肉体上加以彻底消灭的，实则是对已放下武器的投诚人员的一次血腥镇压，是一次胜利者对失败者的疯狂报复。圣祖的政策和行动，最深刻地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者的阴险和刻毒的本性！满清集团以一个四十多万的狼族，来征服人口多达五千万的中华，不使用奸计狡诈是不行的！先鼓励汉奸走狗来消灭坚持民族大义的人，再运用这批狗来消灭那群狗，……近四十年的绞杀，清除人与狗，余下是狼和羊的两极世界。这被歌颂为狼族的英明，却真是中华大地的倒退，两百多年的悲哀！
6、轮回之痛
明的灭亡，清的定鼎，在当时的人看来，无疑是天倾地坼的大变局。有识之士，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儒为代表，更是痛定思痛，在文化的高度上作深切的反思。顾炎武的“守先待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王夫之的“藏之名山”，无不有维系文化根脉的痛切而浩然之志。
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结社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反抗就可以。”由于满族的高压，学者被迫研究没 有生命没有血肉的考据学。民族的慧命窒息了，文化的生命随之衰歇了，二千多年的学统亦亡了。所以清代三百年是中国民族最没出息的时代。在明亡之时，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仍很优越，西方在十七世纪以前，无论科学技术、哲学、艺术均不及中国，至少并不高于中国。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满清以落后的部族风俗污染中华，如《清代外史》中记载。康熙年间有位格格是皇太极的幼女，顺治的妹妹，辈分上算是康熙的姑母。顺治遁入空门时，这位格格因为年幼，尚未出嫁。康熙即位后，此女也一直留在宫中，后来，有大臣请求为之遣嫁。康熙听后，说：“现在还谈什么嫁不嫁的，我早已纳为妃媵了。”
臣属们大吃一惊，说：“宫闱之类乃王化所基，伦常不能紊乱。今公主于皇上乃是父亲一辈，皇上怎么能娶自己的同姓之姑为妃呢？”康熙颇不以为然的说：“未必。所谓同姓不婚，指的是母与姊妹及自己所生之子女，若是姑母辈，既非我母，又非我女，也不是我同生的姊妹，就算纳之为妃，也没什么。”大臣盟听后极为惶恐，力谏不可，但康熙终究还是不听。当然胡做非为在其子孙时是有报应的，咸丰30岁就淫乱早亡，仅余一子；而同治、光绪及溥仪连个儿子都生不出，三代末帝如同废人，你还指望尔等有何智慧来治理好中国吗？
清朝入关以后，除了派重兵驻守京畿地区以及东北基地外，陆续派遣八旗军驻守全国各地，名日直省驻防，从顺治到乾隆始完成这一布置。清王朝把各省八旗驻防作为统治支柱，“山川要隘，往往布满”(曾国藩语)，以之监视绿营和地方政权，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它具有强烈的民族压迫性质。“我朝定鼎以来，虑胜国顽民，或多反侧，乃于各省设驻防兵，意至深远也”。它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清统治者的深谋老算和驻防八旗的使命。
在八旗军驻防的地方，均设“满城”驻守。清王朝为了在八旗体制中长期保持“清语骑射”的传统，抵制“沾染汉俗”，用“满城”把旗、汉人民隔离开来，这就是旗汉分治的措施之一。不准旗、汉通婚。在历史上，通婚是各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清统治者在婚姻问题上备加防范。他们除了有血统之见外(如上三旗与下五旗不通婚等)，为了防止旗人“沾染汉俗”，“不许旗、民通婚，正身旗人不得抱养民人之子为子”。其目的是阻挠旗、汉之间文化风俗的交融。
四十多万的满洲旗人成了中国的统治阶级，它们住在满城中不从事任何生产劳作，天生吃皇粮。清王朝以全国税赋的四分之一来供养它们，旗人除了当兵就是做官，且至少是五品以上的官，吃喝玩乐，以老爷自居作威作福。清廷以满官为首自称奴才，汉官为副在奴才之下，这是一套半奴隶制的统治形式。奴儿哈赤这一野蛮习俗也遗祸于子孙，其暴疟杀戮得到报应。辛亥革命时，武昌西安的满城中被愤怒的民众和关陕刀客一砍而光，估计南方的满城也是如此处理，否则满族应是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北洋军阀对满洲人算是客气些，北京城中的旗人多达26.3万，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往日的寄生虫不会经营，一断了皇粮就狼狈不堪，王爷贝勒靠卖房产字画度日，一般旗人鬼混如同垃圾；被市民斥为破人、衰人，其中精英一流还跟随溥仪投靠日本人，到东北建立满洲国，重温皇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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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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