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籍贯扬州高邮，父亲吴襄为武状元出身，吴氏家族和舅家祖家，在辽东经营数代，形成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关系网，在与后金长期的残酷战争中，凭借军功，趁机扩充所部实力，终成一方军阀。在洪承畴松山被俘，锦州失守后，明朝在关外再无反攻的能力，仅有的几个据点逐渐被满人吞噬，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吴三桂的舅父明朝总兵祖大寿第二次投降（第一次诈降逃脱后继续与满军对抗）。明朝覆灭的最后几年，山海关外明军只有吴三桂部。吴三桂不受家族成员纷纷降清的影响，拒绝满清的劝降，凭险拒清入关，使得满清连续几年无法在军事上有突破。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吴三桂部一直在独力抗清，满清早就攻入北京和中原大地了。客观的评价，1644年3月前，吴三桂有大功于国家。但不否认，吴三桂和明朝末年诸多掌握军队的实力人物（例如左良玉）一样，都是军阀，有拥兵自重的想法。但这个不应归罪于个人，而是明末体制缺陷的恶果。
评价吴三桂献山海关，先得看当时的形势。
1644年新年后，李自成兵分两路，从西安出发，李自成亲率一路军，兵力十万左右，渡过黄河后直奔北京。一路上，除了在山西遇到过顽抗，基本上兵不血刃，“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连北京城外的显要居庸关，守将明朝总兵唐通率领所部八千兵马不战而降。在土崩瓦解的形势下，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十九日，北京失陷。
吴三桂回师北京的路途中行军速度缓慢，一个原因是他奉旨率领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进关，速度被拖慢；另外也是害怕与势头正强的大顺军直接对抗，故意拖拖拉拉。结果半途中北京已经沦陷。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共只有五万之众，真正能征敢战、装备较佳的兵马只占少数。（《吴三桂大传》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崇祯对局势忧虑，召见吴襄，吴襄发豪言：有臣子三桂在，陛下不必忧虑。崇祯大喜，问吴三桂有多少军队，吴襄说有三万，但是很多是虚额，真正能战的只有三千。崇祯立马泄了气。吴襄说，这三千人不是兵，是臣我的儿子，臣子三桂的兄弟。也就是亲兵，平时待遇极佳，关键时候能效死力。这就是明末盛行的“家丁”）“他们局促于关内永平府一隅之地，处于清、顺两大新兴势力之间，继续效忠明室是不现实的，因为朱由检为首的明廷已经不存在，弘光朝廷还没有建立，他们同淮河以南的残明势力相距太远、音讯不通，可走的道路就只有在降顺、降清之间作出选择。”
本来吴三桂已准备归顺大顺。北京城破后，殉国的官员士绅极少（仅仅几十人），而大顺军刚进北京时风气焕然一新，原明朝官员纷纷归顺新朝。但是，大顺军进京后实行助饷政策，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对贪污官僚进行追赃助饷。吴家也不能幸免，吴襄本人也吃了板子。这一来，吴三桂觉得家族利益受到了损害，对李自成的招降也产生了疑问，就此高举反旗，返回山海关，和农民军彻底决裂。
总结一下到此时吴三桂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久在边疆的国家重臣，吴三桂无疑对明朝有感情也有功。他是不愿意投降国家的叛逆--大顺的，更不愿意投降一直以来的敌人--满清。但是明朝已亡，吴三桂的资本，周旋的空间有限，他无法游离于顺，清两朝之外。可走的道路就只有在降顺、降清之间作出选择。所以吴三桂起初选择了大顺，从个人的角度讲，投降大顺对他和部下将领的家族利益也有利。但是大顺的政策使得他产生危机感，别无选择，只有投靠满清。如果顺利的话，还有借兵灭农民军，为崇祯报仇，挽救明朝的可能，他自己也有望作为中兴名将而史册流芳的可能。说借兵就是投降，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唐朝名将郭子仪就曾从境外请来骁勇善战的回纥骑兵助战，收复长安，洛阳，重建大唐。借外军之力剿灭叛乱之家贼，古已有之，吴三桂独效包胥之哭是效仿古人。石敬塘向契丹借兵消灭对手，甘当儿皇帝，唾手让出雁云18州，这和吴三桂“献”山海关的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当时朝野几乎没人骂吴三桂是引狼入室，反而把吴三桂当英雄崇拜，后来被视作民族英雄的史可法也大力赞扬吴三桂（史可法在回多尔衮的信中说“。。。。。。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该信评论详见拙文《评史可法回多尔衮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