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审知其才,问以言,”而不能凭感觉和私见。二是“试之以事。”所谓试之者,试之以事是也。”如果言行考察基本上合格了,还要把他们放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进行实际考察。经过长期试用,对那些实属德才兼备的人,才予以正式录用。
(四)“任之之道”
“任”是指人才的使用而言。在王安石的思想中,人才的使用是人才陶冶的最后一步,是人才的完成。使用得当,就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人才的价值才算实现;使用不当,人才就没有发挥作用,甚而会对人才的培养、教育起反作用。
王安石指出,当时朝廷用人,“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先后;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这种只问出身先后和只论资历深浅的做法,已成风气并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破格提拔有真才实学的非凡的人才。他还指出,当时朝廷用人任职不够专一,且调动非常频繁,这是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发现的。“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在位者数徒,而不得久于其官。”这样,一方面,“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另一方面,“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这是十足的需要庸人和造就庸人的政治。另外,由于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则朝廷用人赏罚原则也不以功过。对明知有才有德,工作称职的人却不肯加以重用,而对无真才实学,力不胜任的人,因为没有人告发,也不能撤职。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他的“任之之道”的三原则:
1.“宜。”他认为,“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适宜不适宜并不没有贵贱之分。朝廷用人应该以称职为原则:“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
2.“久。”“设官大抵当久于其任。”久于其任,则上下相知,成绩可著,错误可彰:“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这样,才能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
3.“专”。王安石认为,“夫人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从人才的使用来说,就是要信任,使人才有信心、有机会尽职尽责,“得行其意”,而不要“一二以法束缚之”,一举一动都得受到约束,否则,即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
此外,还应对任职官员加以考绩,“黜陟幽明”,才能形成完整合理的任职制度。对工作没有绩效、不合格的人,即便没有犯错误,也要撤下来,而对有工作成绩,工作尽责尽职的人,要给予奖励和提拔,即使有错误也不要紧,不要求全责备。
总之,王安石的人才陶冶及教育改革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把陶冶人才与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联系起来,使陶冶人才为政治服务。他的人才陶冶的纲领,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中人才的培养、使用上的弊端提出来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而使得他的人才理论具有坚韧的斗争锋芒。这种教育为政治服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人才培养教育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二,他的陶冶人才的见解,不局限于学校的狭隘范围内,而是统筹全局,把对人才的有效培养和造就同必要的生活待遇、严格的管理、合理的选拔及恰当的使用等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其实质是把教育改革纳入吏制改革,企图通吏制改革来解决教育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教、养、取、任的人才陶冶过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有原则意义,又有操作意义。但根本地说,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过程。学校教育既是培养、选拔、任用人才的基础,又是人才成长的根据。而从养士的角度来看,它本身既是人才的培养,也是人才的选拔与任用。另一方面,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又直接指导着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发展水平,影响到学校的士风。并且人才的教育过程最终又是通过选拔任用来完成的,选拨和任用在这里又具有严格的教育过程的意义。即“任”与“取”的关系来说,也是任取结合,取以任行,任以取合。总之,教养取任并不是一个可以截然分开的四个步骤,而是一个辨证的统一体,其根本精神是要把吏制改革与教育改革联系起来,通过教育的改革来控制选士大权。
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人才的陶冶,光靠学校是无法完成的。人才的教、养、取、任四方面,如果没有一套完全合理的制度和有效的执行措施,即使学校培养了人才,仍然会被埋没和浪费。何况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教育也会走入歧途,根本就不可能培养什么人才。因此,必须使人才陶冶成为整个社会的事情,成为具体的社会过程。
第三,他提出的陶冶人才的一些具体主张,无论是整顿学校的措施、物质待遇的规定,还是选拔人才的方法、使用人才的制度,其中都有不少合理因素,反映了人才陶冶过程中的某些带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比如,重视学校教育培养、造就人才的作用,强调学习有用的知识、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并加强管理,实行推荐与考察相结合的选才方法,注意长期试用,反对论资排辈,要求德才与职任相称等,都是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价值的。
综上所述,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针砭时弊、极言变法,并从变法的政治需要出发,论述了人才陶冶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针对当时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任用等一系列问题上压抑、浪费、埋没人才的不合理现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提出了教、养、取、任的一系列具体原则和措施,既解决了人才的有效培养问题,又涉及到了人才的管理、选拔、使用的问题,成为他后来执政时进行教育和科举改革的基本蓝图和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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