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樊树志】 
　　王安石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文章写得漂亮，诗作更令后人喈喈赞叹。至于他执政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史家们一向津津乐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都喜欢引用列宁的一句话，说他是“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在沉迷经典语录的年代，那是至高无上的评价，有一位宋史专家还以此为题重新修改了他的王安石传记。
 
 
 

　　王安石是改革家当然是没有争议的。然而如何看待他的改革，他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却值得追究。

　　这并非故弄玄虚。政治家和学者常常把王安石与王莽相提并论，看到他们内在的一致性。这就奇怪了，王莽的“托古改制”，从来没有什么好评，为什么要把他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呢？读者诸君想必颇有兴趣，愿闻其详，只好长话短说了。

　　孙中山在谈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时，这样说：“诸君或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过这项主义了。像周朝实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实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分明把王安石与王莽放在一起了。孙中山是政治家，他的话不是在解读历史。那么历史学家又如何看呢？

　　日本的东洋史先驱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上课时，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家，都认为实行《周礼》毫无任何价值。而最近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籍的人，则对其实施的一些社会政策的作法表示欣赏。但这两者都不符合事实。《周礼》中的政治，是根据当时的理想而制订的……应用《周礼》第一个失败者是王莽，第二个失败者是王安石。”这就抓到了要害，他们二位都把儒家经典《周礼》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因而相继失败了。

　　王莽的失败自不必说，一切改革举措都以《周礼》为依据，所以叫做“托古改制”。十一世纪的王安石，为什么还要把一千多年前的《周礼》作为依据呢？因为王安石不仅是文学家、政治家，还是经学家，写过《三经新义》——一本研究儒家经典《周礼》、《诗经》、《尚书》的经学专著。他对《周礼》特别推崇，说：“一部《周礼》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居其半。”以大历史观而驰名的黄仁宇，谈到王安石变法时说，王安石是“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实在是过于高估了王安石，似乎把他现代化了。

　　诚然，王安石确实想用商业手段来进行经济改革。他的“均输法”，针对民众纳税增多，政府财政依然窘迫，富商大贾却从中获利的状况，仿效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家桑弘羊的“平准均输”法，由政府干预市场，把税收物资加以调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来限制富商大贾的利益。他的“青苗法”，针对“兼并之家”乘农民青黄不接之际，发放高利贷，从中盘剥的状况，由政府发放低息借贷（钱或粮），来限制高利贷者的盘剥。他的“市易法”，针对商业行为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市无常价”，商人操纵市场牟取暴利的状况，由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市易务），来操纵市场与价格，物价贵时减价出售，物价贱时增价收购，来分割商人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些改革举措，都把早已过时的《周礼》作为理论根据，作为“理财”的出发点。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在模仿王莽的“托古改制”，把过时的理论拿到变化了的时代来指导改革。王安石企图用向后看的理论来指导向前看的改革，与他以经济手段处理国事并使之制度化的尝试，不免自相矛盾。

　　其实，在王安石自己内心深处也许并不矛盾。在他看来，“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足够他用来构建改革“思路”。这和宋朝初年统治者高唱“半部《论语》治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僵化、拘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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