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儒家经学在他身上的影响实在太深了。
王莽企图恢复西周的井田制度,没有成功。王安石对此也抱有浓厚的兴趣。熙宁二年,他在与宋神宗讨论农民丧失土地问题时,把目光投向西周的井田制度上,他对皇帝说,必须限制民众占田的数量,就像古代的井田制度,比如王莽就把全国的耕地改名为“王田”(国有土地),打算重新分配。宋神宗表示异议:如果设法让人民知道利害,不再兼并土地,是可以的;如果剥夺人民已有的土地,作为限制的手段,那是不可以的。他的设想只能作罢。两年以后,他在和宋神宗讨论“方田均税法”时,再次提及井田制度。他说,“方田均税法”近似于井田制度,井田制度不是不可以仿效,只是难以速成。原因在于,如今富者田连阡陌,不可以剥夺,但是可以制订办法来限制土地兼并,达到人人“自勤于耕”的目的。结果,“方田均税法”在一些地区试行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得不半途而废。
你看,改革的“思路”竟然如此奇特,始终跳不出《周礼》的框架。可以设想,即使没有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也难以持久,失败是必然的。现代历史学家出于对王安石的尊敬,为变法的失败感到惋惜,埋首于史料当中,想寻找“新法”究竟在那些环节出了问题。比如说,是不是“均输法”、“市易法”过于理想化,是不是“免役法”过于超前,是不是“青苗法”具体措施失当等,显然是舍本逐末,过分纠缠于细节,缺乏历史的宏观视野。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赖肖尔写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关于王安石变法,说得很深刻:王安石“像汉代的王莽一样,宣称他的改革符合古代经籍的内容”;“与王莽相仿的另一方面是,王安石被作为社会主义者受到指责和赞扬,但其动机并不比他的著名前辈具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思想。”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唐突,却是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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