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文

　　北京学者，评论家

　　明朝冯梦龙的小说集 《警世通言》，有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描写王安石：

　　“先朝一个宰相，他在下位之时，也着实有名有誉的。后来大权在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饮恨而终。假若有名誉的时节，一个瞌睡死去不醒，人还千惜万惜，道国家没福，恁般一个好人，未能大用，不尽其才，却也留名后世。及至万口唾骂，就死也迟了。这倒是多活了几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谁？在哪一个朝代？这朝代不近不远，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一个首相，姓王名安石，临川人也。”

　　王安石到底什么罪呢？囫囵吞枣，语焉不详。这篇小说创作，源出于南宋流行话本《拗相公》。王安石在南宋遭彻底否定，成为箭靶人物。坊间说书的受主流文化影响，“愤青”齐上阵，使用语言暴力妖魔化王安石，把王安石说得猪狗不如，余绪一直影响到明末的冯梦龙。

　　直至1804年(清朝嘉庆九年)，蔡上翔著《王荆公年谱考略》，站出来为王安石做了辩护。其后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为王安石全面翻案。他礼赞王安石说：

　　“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水)，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墙)，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认为，尧舜禹之后，王安石是惟一完人，还说王安石走在欧美前面，最先发明社会主义，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鼻祖。

　　由梁启超开端，20世纪上半叶，赞誉王安石的文章不断加码。“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安石更被抬到天上，有如登上莲花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批评王安石的意见，则成了“秋蝉和蟋蟀的悲鸣”。

　　不论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是高升九霄云中，都未免过头。

　　改革开放以来，有学者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一些异议。前些时候，陆定一又提出王安石变法是搞 “文化大革命”。他在1988年10月说：“‘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历史上有过，如王安石变法。”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安石变法呢？

　　宋神宗头疼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都由于形势急迫，无法维持下去，才被迫搞起来的。1067年，19岁的赵顼(1048—1085)登基当家，是为宋神宗，年轻的皇帝正面临着这样的窘态。

　　其实，危机在仁宗、英宗时期已经酝酿很久了。

　　北宋弊端，最突出的是两种。

　　一是冗官太多。宋代管辖领土比明清小很多，科举取士名额却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这就够组织部门安排的了。更成问题的是“门荫”制度，中高级官员的子女和亲属不经考试即可当官。有的官员还没结婚，未来的儿子已经定下了官职。有的怀抱中的婴儿，已经被指派为科长、处长。仁宗时期，范仲淹企图淘汰冗官，因得罪人太多而失败。

　　二是军队扩编严重。北宋政府每逢荒年，把成千上万的流民纳入军队。开国70多年，军队增加6倍，仁宗时期达到125万人。

　　这两项开支加起来不得了。仅军费开支一项，就占政府每年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国家财政陷入极度困难。早在仁宗庆历年间就入不敷出，每年亏空300万缗(穿钱的绳子，每缗1千文)以上，到英宗时期每年亏空更高达1570万缗。

　　另外，军队虽然庞大，可是将领没有军权，缺乏训练，装备落后，腐败不堪，因此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战争中接连惨败。只有向两国进贡大批财宝，换取苟安。

　　年轻的神宗颇想有点作为。但是，当他找宰相富弼商量怎样富国强兵的时候，却兜头遭到一盆冷水。富弼对神宗说：“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没有办法，他把眼光从元老重臣身上移开，看中了已经声誉鹊起的王安石。

　　瞩目王安石

　　王安石(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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