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坚　

　　说到王安石，国人头脑中首先跳出来的无疑是“变法”两个字，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两次变法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商鞅变法使得大秦帝国日益强盛，最后统一九州；而王安石变法却搞得政坛混乱，有人甚至说是王安石变法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同为变法，为何结局如此差异？想来
这不是一个“对”或者一个“错”字能够评价得了的，就像对于王安石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好”或者一个“坏”字就可以盖棺定论的。笔者无意于也没有这方面的学识水平来评价争议了一千多年仍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只是想探讨一下王安石的官品，或许对现时仍有点启示意义。

　　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是失败了。但他的官品却是连他的政敌也不曾或不敢否定的。王安石不跑官买官，而是多次辞官。还在他任地方小吏时，因为政绩卓著，便引起了朝廷的好感和关注。当时的宰相文彦博提出要破格提拔他进京任职，文坛泰斗欧阳修也向皇上保举他做谏官。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对朝廷给他的官职，几次三番的坚辞不受，想尽了办法推脱，宁肯仍做地方小吏。嘉祐六年，王安石又被任命为知制诰。当宣旨的官员拿着任命书送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拒不接旨，转身就走，官员紧跟着他宣布诏书的内容，他竟像无赖一般，避入厕所，不肯出来。宣旨的官员只好将诏书放在他的书案上。谁知王安石随即追了上来，把诏书硬塞还给他，还连夜写了一封辞职信呈给皇帝。

　　中国自古以来，做官的人都渴望着节节高升，现今官场更是不少人使尽浑身解数跑官要官骗官买官。王安石的辞官举动，无疑会令当时朝野一片哗然，如果要是放在现在恐怕更是令人不可理喻。因此有人说他是在沽名钓誉，这种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王安石是个刚直之人，即便他后来官至极品，但他的为官智商依然很低，对于官场上的那些曲转迂回之道，一生都没有吃透。同时从时间上看，从他二十二岁被任命为签书淮南判官起到四十九岁官拜副宰相，这期间经历了二十七年，中间有多次朝廷授他进京做官，都被他拒绝了，实在无奈接受了的，做不了多久，就再次上书，自请外调。试想，谁肯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来沽名钓誉呢？

　　笔者认为，其实王安石并非不想当官，只不过他当官的目的不在捞取荣华富贵，而在办事，办大事，他要“变法”。也许这种说法太现代化了，但事实确实如此。王安石出生在北宋中期，当时社会已有了衰势。王安石从小便随着父亲宦游于大江南北，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了很多民生疾苦，以及当时还隐伏在地下的社会危机。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很早就埋下了要立志图新，强国富民的种子。王安石之所以辞官，是他看到了当时他施展抱负的条件尚不成熟。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宋仁宗，他的朝廷刚刚经历了一场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变法”，结果以变法失败、范仲淹被贬而告终。仁宗皇帝当时一谈到改革就头疼，如同谈虎色变。王安石曾经投石问路，给他上过一份《万言书》，但这封奏章，如同石沉大海。王安石由此断定，自己的改革计划是得不到这位仁宗皇帝的支持的。与其如此，还不如踏踏实实在地方做些实事，为老百姓谋些实实在在的福利。

　　说王安石想为老百姓谋福利，可能又有吹捧之嫌。但也是有根据的。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在于“理财”。所依循的宗旨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现在的改革和调整分配制度。就是既要不从老百姓身上捞钱，又要让老百姓享受点改革的好处，还要让国家富裕起来。据史载，王安石二十七岁时首次担任地方官，被任命为浙江鄞县知县，他便把鄞县作为他强国富民的“变法”实验地。王安石在鄞县兴修水利，推行青苗法，刚正不阿，勤政爱民，短短几年间，就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治理的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以至于在他离任后，鄞县百姓为了纪念他，家家户户自掏银两，集资为他修建了祠庙。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倒王”运动，对其进行攻击和诬陷，但鄞县百姓依然不改初衷，历代祭祀不衰，一直延续到清朝时期。九百多年过去了，在今日的鄞县，依然可以寻到“安石乡”、“王公塘”这样的地方，寄托着当地百姓对他的景仰。

　　官品重要内容除了“为什么当官”外，就是“怎样当官”，按传统说法就是“清正廉明”。与之相反便是贪污腐化。现时有种议论说：“无官不贪，无官不好色”，虽然过于偏激，但面积不小恐怕也是事实。王安石不贪，史书上有记载，不再赘述；王安石一生都没有纳妾，也没有像其他文人那样传出绯闻。据史载，有一次，他的夫人为他买来一个侍妾，他大吃一惊，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女子的丈夫为官家押运粮食，结果船沉了，家里变卖了所有财产，仍还不上官债，不得已将自己的妻子出售，被王夫人以九百缗买下。王安石听后，连夜将这女子的丈夫找来，要他将妻子领回家去，好好对待，并且绝口不提退钱的事。

　　王安石死后，和他做了半辈子朋友又做了半辈子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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