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名士到底脏不脏
许多宋人笔记都热衷于描写王安石的真身是一只獾。《邵氏闻见录》里说他出生的时候，一只獾跑进了产房，瞬间消失不见，所以王安石有个小名叫作“獾郎”。《云麓漫钞》也说王安石出生的时候，一只野獾很奇怪地出现在外面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关于王安石“獾郎”这个小名的来源，《铁围山丛谈》另有一种说法，说是一个叫作李士宁的“异人”经常出入王家，慧眼识破了王安石的真身，所以总是直接叫他“獾儿”。

王安石少年时代形容猥琐，大概是他“獾郎”这个小名的真实缘起。宋神宗有一次问三朝老臣张方平认不认识王安石，张方平说：“有一次我去王家，见到过王安石。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穿着粗短布褐衣，全身长满了疥疮，正在打扫庭院，颇像一个苍头（仆役）。”《坚瓠集》里说王安石“肤理如蛇皮”，很难看，大概就是小时候满身疥疮的后遗症。王安石自己则有一首《疥》诗，告诫后人不要吝啬钱财，得了疥疮必须赶紧延医治疗。非深受疥疮之苦者不能作如此语：

浮阳燥欲出，阴湿与之战。燥湿相留连，虫出乃投间。

搔肤血至股，解衣燎炉炭。方其惬心时，更自无可患。

呼医急治之，莫惜千金散。有乐即有苦，惬心非所愿。

国人传统，于穿凿附会之道甚为精通，所以历史人物往往上通天意，必有来源。包龙图冥王转世，岳飞猿精投胎，宋江们也成了洪太尉误走的妖魔。王安石因疥疮而形容猥琐，因形容猥琐而“獾郎”，因“獾郎”而“野獾”附体，这自然也是“天意”在他身上的彰显。“野獾”绝非吉祥之物，由此可知王安石当日在士大夫们心目中的形象必然不佳。准“圣人”朱熹就曾强烈要求王安石为北宋的灭亡负直接责任。

野獾附体的传言在今日看来不过笑谈，王安石的个人卫生习惯问题则困扰了后人多年，至今还被人屡屡引为谈资。

如果相信官方史书记载的真实性，那么王安石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他艺术青年式的极端邋遢和不修边幅。《宋史.王安石传》里说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衣服脏了不洗，脸脏了不洗，这是委婉的说法。翻阅宋人轶事，《石林燕语》的记载要严重得多：“王荆公性不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到了常年累月不洗澡的地步。一个人把主要精力倾注在内在思想秩序的建构上，自然会忽略外在的衣食住行，这不奇怪。但王安石邋遢到这般程度，也实属罕见。据说老苏苏洵对此大发感慨：“如此不近人情之人，少有不成为大奸大佞的”，对王安石日后进入国家统治秩序深感忧虑，感觉此人一旦得势，必成国家大害。为此老苏还专门撰写了一篇《辨奸论》讥刺王安石，以提前警示天下。奇文共赏析：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阿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匿。”

老苏撰写《辨奸论》的时候，王安石已经名满天下，这很得力于其好友曾巩的推荐和前辈高人欧阳修的称誉。苏洵大器晚成，年龄虽较王安石大出许多，此时却还默默无闻。

关于王安石的邋遢，其他宋人笔记也还有许多类似大同小异的津津乐道。若王安石邋遢属实，那么老苏所言倒也有理。不过《东轩笔录》和《梦溪笔谈》对此却另有说法。

《东轩笔录》记载，吕惠卿有一次和王安石聊天，对他说：“您脸黑是一种病，可以用一种叫做园荽的药物洗白。”王安石回答说：“我脸黑不是病，而是生来如此”。吕惠卿说：“不是病，园荽也可以将其漂白。”王安石笑道：“上天赐予我一张黑脸，园荽是无能为力的。”《梦溪笔谈》也记载，王安石面色黧黑，门人询问医生，医生说：“那是污垢，并非疾病。”建议用澡豆洗脸。王安石说：“苍天给了我一副黑脸孔，澡豆能奈我何？”

《东轩笔录》的作者魏泰曾与王安石交游，他的姐夫曾布是王安石手下变法大将，沈括也曾和王安石同殿为臣，他们对王安石都很熟悉。更重要的是，沈括既非旧党，也非新党（当然，这也导致了他两面不是人），其记载的客观性是可以肯定的。以情理而论，这两段记载也较为可信：堂堂一位当朝宰相，怎么可能如此肮脏？

苏洵的《辨奸论》则另有蹊跷。此文最早见于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氏编写此书已是南宋绍兴二年。若苏洵早有此文传世，神宗熙丰、哲宗元佑年间王安石遭遇万夫所指的时候，此文没有道理不被旧党提及。其他唯一可证明此文早已存在的证据有张方平为苏洵所作《墓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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