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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谢张公作墓表书》，但二者的出现更在绍兴十七年之后，此前亦不为世人所知。经清代学者李绂、蔡上翔等人详细考证，此文当为邵伯温事后伪作无疑。邵氏一向仇视新法，他借苏洵之名伪作此文，又和当日宋高宗对王安石的极端仇视很有关系。
这张天生黑脸确实曾经引起过误会。王安石科举入仕后担任的第一任官职是扬州知州韩琦手下的佥书判官。韩琦和王安石不熟，见他脸上似乎脏兮兮的，以为他“夜饮放逸”，耽于扬州风月旖旎的夜生活，早上脸都来不及洗就赶来上班，于是以一位长者的口吻谆谆告诫他说：“年轻人要多看些书，不要荒废学业，自暴自弃。”王安石当时并不辩解，只是事后感叹韩琦并不了解自己。
王安石名重天下，更在神宗朝政治峰顶活跃了十多年，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他有一张与生俱来的黑脸，当朝史官岂会不知？然则堂堂正史还是如此污蔑于他，这可真应了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和黄庭坚当年就《神宗实录》如何编写所作的争论：“（陆佃）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辨，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宋史.陆佃传》）
陆佃的争辩无济于事，王安石常年不洗脸一条历尽转折，最终还是进了《神宗实录》，后来又进了《宋史》。由天生脸黑而“衣垢不浣、面垢不洗”而“经岁不洗沐”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匿”，这一系列和野獾附体相类似的演化过程，不过是王安石个人命运逐步走向悲剧的过程的一个缩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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