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 大地 》

    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总是一切从感情出发，主调为热，后者总是一切归结于理智，主调为冷。文学家感情热度上升，便要沸腾，便要膨胀，政治家以理智铨衡局势，势所必然地会冷静待之，审慎行事。所以，文学家不宜从事政治，政治家不宜投身文学，就是因为很难把握好这个度。王安石的失败，或者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许多内在的外在的原因，强行变法，过热过急，排斥异己，不择手段。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积弱的北宋王朝，根本经不起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折腾。

    每逢岁末年初，冬去春来，旧时的中国文人总是要写上几首应景的诗，已成惯例。说得好听些，是风雅，说得刻薄些，是毛病。因为只要写了，必定拿出来，名曰献芹，实为邀好，那是令对方很尴尬的事。说好吧，真不好，说坏吧，又怕他脸上挂不住。因为这类应景诗，几百几千年写下来，成千上万人写下来，很难突破，很难创新。这种游名胜必题诗，逢年节必凑句，只是属于文人恶习而已。所以，历代的各种诗选，如《唐诗三百首》，如《千家诗》，如《唐诗别裁》，如《宋诗别裁》，基本上是看不到这类诗作的。

    但是，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很难出彩，很难超越的领域里，找出一位写应景诗的出色人物，那么，非北宋诗人王安石莫属。

    对稍知一些旧体诗的当代读者来说，在这个年头岁尾，欲暖还寒，除旧布新，一元复始的时候，若是脑海里忽然涌上来一点诗意，诗兴，或者诗情，斯时斯刻，我想王安石的《元日》诗，必是首选。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旧时的诗人，不知写了多少有关大年初一的诗，没有一首能比得上王安石的《元日》影响大，传播广。因为这首极凡俗，然而极质朴的诗句中，所表达出来的节日气氛，其兴高采烈，其欢乐热闹，可以说洋溢到纸面以外。虽然那是北宋时期的元日，却让你感受到如同当下度过不平凡的2008年以后，迎来2009年的元日那样，是同样快乐的过年气氛。王安石笔下的元日，肯定是一个街区，一个村落，一个市镇，一个城池里的，大家共同享受着的这样一个快乐日子。你无妨设想一下，假如你也置身其中，那爆竹的噼啪响声，那屠苏的沁人芳香，那日光的眩目亮度，那春风的无比温馨，给你以听觉、嗅觉、视觉、触觉的全面冲击。新年伊始的这种新气象，你肯定顿生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受。

    王安石的厉害，就是他抓住了这个整体感觉，而且是基本上属于大家的共同感觉。中国诗人通常只关注自己，不大关注群体，只关注个人的喜怒哀乐，不大关注百姓的悲欢离合。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如此简洁，又如此完美；如此平易，又如此震撼的点睛之笔，把元日景象热火朝天地烘托出来，这就是大师的艺术魅力了。所以，时至今日，在写每年头一天的应景诗上，王安石的《元日》诗，是魁首之作，谁也超不过。

    王安石还有一首应景诗，也很了不起。在数不过来的有关春天来临的诗篇中，王安石的《泊船瓜州》诗，也是脍炙人口的翘楚之作。

    京口瓜州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距今近千年，千年之后，他的这两首诗，仍可在人们的口头咏诵，这大概是真正不朽了。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名列其中的大家、名家，经过一千个春天一千个冬天的时光走廊以后，还有读者在吟咏他的诗篇，那真是寥寥无几的。这种屈指可数的传世光荣，也许正是王安石的成功之处。

    这首《泊船瓜州》所以被人牢记，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因为其中的一个“绿”字。这是诗人几经改动，斟酌，思量，最后才敲定的这个“绿”字，读过中国旧诗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典故。

    据考证，这首《泊船瓜州》诗的写作时间，应为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的春二月，也是王安石上年四月第一次罢相后回金陵，再度复相。前去汴梁途中的作品。此时的王安石心情比较复杂，知道政事不可为，而不得不勉强为之，知道上命不可违，而不得不捏着鼻子去。无论如何，熙宁二年风光不再，上下左右处处掣肘，兴致顿减的王安石，其实并不想再作冯妇。当时从金陵到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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