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改革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以其诗文而留存在记忆中。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总是一切从感情出发，主调为热，后者总是一切归结于理智，主调为冷。文学家感情热度上升，便要沸腾，便要膨胀，政治家以理智铨衡局势，势所必然地会冷静待之，审慎行事。所以，文学家不宜从事政治，政治家不宜投身文学，就是因为很难把握好这个度。王安石的失败，或者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许多内在的外在的原因，强行变法，过热过急，排斥异己，不择手段。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积弱的北宋王朝，根本经不起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折腾。

    王安石作为政治家也许不够一流，作为文学家却绝对是一流的。在文学上，王安石极自信，在政治上，尤其自信。据《邵氏闻见录》：“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若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荆公默然。”自信到蔑视群伦，罔顾一切，自信到不进任何盐酱，一意孤行，这把他害了。

    一个人应该有自信，一个文学家尤其要有自信。但太自信，便是自负，而太自负，必然自大，这是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难以逃脱的宿命；在草芥多于英萃的人类社会中，由不得这些自信的人不自负，自负的人不自大。王安石从政以来，就是自信、自负、自大的三点一线结合体，特别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遂自以为是，遂刚愎自用，遂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当然也就容不下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

    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的变法主张，“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可以想见他那气不可遏的样子，想见他有皇帝老子为后台的气势汹汹的样子。性格决定命运，谁也不能摆脱，这是人间许多悲剧的根源。接下来，此公在变法过程中，犯下了一连串策略性的错误，譬如，重用了一些不应该重用的人，譬如，排斥了一些敢作敢为敢于直言的人，譬如，从不主动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而把有可能成为盟军和友军的人打成敌军，也不放下身段去说服那些不同意见者，甚至下手打击其实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熙宁初，王介甫当轴，神庙一切委听，号令骤出，于人情适有难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多被降黜，后来者结舌矣。”（《铁围山丛谈》）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事改革大业，绝对不能贪多求快。要知道，中国人向来持中庸之道，欲速则不达。不但不达，你动作大了，动作快了，常常招致强烈的反弹；老百姓通常不大相信你说过些什么，而在意你做过些什么，更在意你要做的什么会带来的什么实惠；绝对不能由于你许诺明天给老百姓一个油饼，你今天就有权利，让他先饿着肚子等待。

    王安石自信、自负、自大，他的这场变法，成了半吊子的政治实验。

    所以，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后十个月后，再一次受命北上，这个极自信的人，一下子倒变得相当不自信了。行次瓜州，泊船过夜，所写的这首诗，他的反复修改，多少也反映出他对前程的忐忑，复相的不安。这个曾经极自负，极自大的人，居然在诗的末尾一句，写出“明月何时照我还”来，说明他已非熙宁二年（1069）神宗拜他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志在必得的心绪可比。凡是自信、自负、自大的人，最经不起挫折，最受不了失败。到汴梁以后，这个已无当年雄起之心，振翮之念的王安石，也难振作。果然，次年十月，第二次罢相，从此退居江宁。“荆公再为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其子 又死，知道之难行也，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东轩笔录》）

    政治家的王安石退出历史，文学家的王安石却永远鲜活地存在于诗文之中，每逢年节，每逢春天，他的这两首应景诗，便被人想起。

    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两首诗的背景，在地理纬度上，稍稍偏南，应该是长江流域一带的风光。而黄河流域，华北平原的季节温差，相比之与南方，大概要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样子。北方的冬季，那尾巴的确会拖得很长，春风送暖，至少要到阳历的三月末、四月初，才在刚刚软化的柳枝上，抬不起头的草尖上，飘浮着碎冰的碧水上，仍留着残雪的田野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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