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认为，培养人才，是国家政治的首务，是“人主”的神圣职责，“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指出，周继商而立极，就是因为“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所以出征能制胜敌人，守国能修好政事。宣王之所以能中兴，就是因为宣王器重仲山甫，并通过他来刷新天下士子，振兴人才，才出现了“宣王中兴”的大好局面。周朝兴衰的历史说明，“人主”是否重视人才，事关重大。
因此，要培养社会国家所急需的人才，首先要求“人主”要有“至诚”之心。“至诚”之心的核心就是要求“人主”以社会安危为己任，长顾虑后，革除因循苟且的社会弊风，振兴人才。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应之者。故日，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下勉之而已。”只有“以吾至诚恳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以身作则，才会真正形成良好的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只有“人主”悉其耳目心力以至诚侧怛思念而行之”，才会“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陶冶人才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决非仅学校教育过程本身所能完成。因此，必须从整个社会出发，从各有关方面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合理的制度。这就是他主张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等各个环节皆“有其道”。
（一）“教之之道”
这里的所谓“教”，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办的学校教育而言的。王安石把官学教育看作培养和造就人才的基地，而主张取缔私学。他认为三代以后，“私学乱治”，私学泛滥的结果是无补之学的盛行，是“家异道，人殊德”的渊薮。为了“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 就要取缔私学，振兴由君主和国家直接控制的官学。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
1．普遍设立学校。庆历以来，虽然中央明令全国普遍设学，但多数学校空有其名。“取墙壁具而已”。既没有教师，也没有教学活动。因此，王安石提出要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彻底解决人才的来源问题。
2．严选学官。当时的学校，不仅名同虚设，没有“教导之官”。而中央太学虽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因而，“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很难胜任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任务。所以必须“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广泛地尊师立学，严格地选拔教学人员，才能完成学校培养人才的任务。他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