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御史台被清洗了14人之多,这些空缺当然需要有新人来补充,于是一批善于高喊与领导保持一致的“人才”被纳入到了执政队伍之内。这些人也就是咱们现代人所痛骂的“小人”,小人混进了改革的队伍,那社会还不给闹腾得乌烟瘴气?
很快朝堂开始混乱了,一些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也曾疑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乃至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反对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
王安石成功地使年轻皇帝相信目前的混乱纷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皇帝与那批胆敢反对皇帝的奸佞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政府官员被分成了左、右两派,双方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左派(变法派)无疑是王安石挂帅,右派(保守派)则是由德高望重的政府军事主官枢密使司马光挑旗。皇帝时常左右游移,但还是偏向王安石多些。
王安石初掌政权之时,司马光就因一项节俭政策与王安石在御前争吵起来。皇帝想取消春季的祭天大典和赐予臣子银两绸缎的惯例,王安石支持,司马光反对,两人针尖对起了麦芒。司马光情急之下公开指责王安石:“你的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辩解:“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斥责:“荒唐!一国的财富是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说得多好听,无非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开始有几分赞同司马光的说法,新政也暂时搁置了一两个月。但不久,形势便发生了大变,皇帝彻底站到了王安石那边,朝中重臣纷纷被贬或自行辞职,新法实施方兴未艾。
被贬官员里面就包括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先于苏东坡在新法实施的浪潮中翻了船。
熙宁三年,苏辙上书神宗极力反对均输法及市易法,并指出:朝廷若垄断全国贸易,那全国的商贩哪里还有活路?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也未必有利可图,因为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再高薪雇用大批干部经商,建造大批官衙。其结果还不是便宜了与官商有私人交情的关系户?官僚作风的无能也将造成物价的持续上涨,也会富了那部分与官府有关系的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此时的皇帝不会理睬苏辙这等小官的胡说,苏辙又致书王安石,更加激烈地指责新法,结果被贬出京城,去河南做了个小推官。
而苏东坡恰在这左派明显占上风之时,毅然公开加入了右派阵营。
皇帝竟然支持苏东坡
事情起源于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事与愿违。
青苗法在熙宁二年九月公布,实施效果很快反馈回朝廷:事情不大好办。需要借官家高利贷的无疑是穷极的贫雇农,但任何借钱都是要偿还的,这就需要类似现在银行的抵押物品或担保之类的手续,而这些必要手续都是穷人办不到的。
实际情况是:急需借贷的穷人官府不敢贷给,敢借给的对象唯有富农级别以上的富户,但富户又不愿意借这些对他们不但无用甚至增加负担的高利贷。
而上级是把完成贷款数额作为考核官员的政绩的,下级官员自然也就把指标层层落实,于是强迫贷款出现了。再往后,弄虚作假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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