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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成功地使年轻皇帝相信目前的混乱纷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皇帝与那批胆敢反对皇帝的奸佞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政府官员被分成了左、右两派，双方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左派（变法派）无疑是王安石挂帅，右派（保守派）则是由德高望重的政府军事主官枢密使司马光挑旗。皇帝时常左右游移，但还是偏向王安石多些。
王安石初掌政权之时，司马光就因一项节俭政策与王安石在御前争吵起来。皇帝想取消春季的祭天大典和赐予臣子银两绸缎的惯例，王安石支持，司马光反对，两人针尖对起了麦芒。司马光情急之下公开指责王安石:“你的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辩解:“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斥责:“荒唐！一国的财富是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说得多好听，无非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开始有几分赞同司马光的说法，新政也暂时搁置了一两个月。但不久，形势便发生了大变，皇帝彻底站到了王安石那边，朝中重臣纷纷被贬或自行辞职，新法实施方兴未艾。
被贬官员里面就包括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先于苏东坡在新法实施的浪潮中翻了船。
熙宁三年，苏辙上书神宗极力反对均输法及市易法，并指出:朝廷若垄断全国贸易，那全国的商贩哪里还有活路？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也未必有利可图，因为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再高薪雇用大批干部经商，建造大批官衙。其结果还不是便宜了与官商有私人交情的关系户？官僚作风的无能也将造成物价的持续上涨，也会富了那部分与官府有关系的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此时的皇帝不会理睬苏辙这等小官的胡说，苏辙又致书王安石，更加激烈地指责新法，结果被贬出京城，去河南做了个小推官。
而苏东坡恰在这左派明显占上风之时，毅然公开加入了右派阵营。
皇帝竟然支持苏东坡
事情起源于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事与愿违。
青苗法在熙宁二年九月公布，实施效果很快反馈回朝廷:事情不大好办。需要借官家高利贷的无疑是穷极的贫雇农，但任何借钱都是要偿还的，这就需要类似现在银行的抵押物品或担保之类的手续，而这些必要手续都是穷人办不到的。
实际情况是:急需借贷的穷人官府不敢贷给，敢借给的对象唯有富农级别以上的富户，但富户又不愿意借这些对他们不但无用甚至增加负担的高利贷。
而上级是把完成贷款数额作为考核官员的政绩的，下级官员自然也就把指标层层落实，于是强迫贷款出现了。再往后，弄虚作假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
初掌朝政的王安石无疑像多数上级领导一样，乐意听喜报不爱听忧报。他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这时作假的官员成了能吏，报告实际情况的倒成了办事不力。
不听话的御史们遭到了清洗。苏东坡发怒了，书生开始挥斥方遒！此时的苏东坡只有32岁，其任职也只限于执笔为文的史馆，官卑职微且与行政毫无关系。
但书生意气的苏东坡管不住自己笔锋，他连续越级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
两份奏折皆洋洋洒洒，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笔锋所指即是青苗法以及支持此法的皇帝本人！
这下可不得了，苏东坡何人？他官职虽小，可名气却大，再加文笔如刀，泼墨似锦，立时在京师甚至全国引起轰动！
尤其奏章中直接点明了此法实施的目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你这是在想叫哪部分人富起来呢？人民还是国家？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也显示了个人气质与风格:有悲伤讥刺，有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全文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明显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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