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苏王之间关系恶化的炸药包，便由地位不起眼的苏东坡主动点燃了导火索。

　变法之初乱子多

　　王安石能得以执政其实也是不易的。
 
 
对于留在京师做官，他一直谢绝任命达25年之久。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你越不愿高升，声誉反而就会越高。到了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除了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不贪高位的声誉也同时名震京师。

　　王安石位居太守之政绩也是有口皆碑，堪称能吏，同时他在其辖区内也深得百姓爱戴。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后，所上建议改革的“万言书”不被仁宗重视，因而萌生退意，恰母亲去世，他便借机辞官守丧。但是在守丧期满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京为官，而宁愿留在江宁。

　　若说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还不如说他不愿甘居人下。这就像一些从不愿打杂当副手的强人一样，不管身居何处，哪怕在偏远的小县做个县令，也算独辖山头，这就是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吧。

　　嘉祐五年，王安石初来京师时，时人无不视之为奇才，而且他既有创见、独见，也善于言谈。朝中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等，对他颇有好评，欧阳修也对他抱有好感。

　　不过认为他将会成为大害的人也并不乏见。例如王安石的老友张方平，以及张方平的好友苏洵。估计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与张方平也不无关系，以至于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还写了那篇著名骂文《辩奸论》。

　　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后，王安石大概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对英宗接班，因而更加不愿在京师为官。直到神宗明确表示出对他欣赏时，王安石才重回京师，就任参知政事的高位。

　　经过对王安石的一次密谈考察，神宗皇帝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至于预料之中的反对，神宗皇帝早有心理准备: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

　　依照王安石的建议，熙宁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苏东坡弟弟苏辙被安排在此司校对文稿；七月开始施行市易法；九月施行青苗法。谁知仅仅数月，朝中大臣对王安石便由期待转而开始产生了怀疑，进而由怀疑变成了反对，伴随着反对呼声的还有内心的恐惧。

　　这除了新法施行后在地方引起的难以避免的混乱之外，主要还是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所致。

　　新法实施，排除反对者的干扰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颁布的法律总需要有人去执行，这时的王安石选择官员之标准也就简单了:首先要政治过关——支持新法！可惜政治上过硬的干部，人品上大多有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喊政治口号响亮的人多数心里肮脏，明撒谎不脸红的人还配谈什么道德人品？

　　王安石就职不久，便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在各个要害部门大肆清除异己。清洗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首先公开反对新政的御史台的御史们，实际上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本来就是御史的职责，但有些敏感时期，装聋作哑反倒才是优秀干部，才能跟上面保持一致。

　　左右御史台被清洗了14人之多，这些空缺当然需要有新人来补充，于是一批善于高喊与领导保持一致的“人才”被纳入到了执政队伍之内。这些人也就是咱们现代人所痛骂的“小人”，小人混进了改革的队伍，那社会还不给闹腾得乌烟瘴气？

　　很快朝堂开始混乱了，一些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也曾疑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乃至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反对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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