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对中国多民族友好的大民族，起的作用是极其大的。到现在你要说我不是炎黄子孙，那你是谁的祖子孙?你反而不好办了。所以司马迁这个思想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凝聚力起的作用是很好的。
还有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只有到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广东成了特区，大家全都希望发展工商业，商人的地位提高了，老板是多起来了。退回30年你要喊谁是老板，没有人愿意听，因为老板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是剥削阶级。这个问题司马迁提出来“工农商虞”四者并重，“虞”本来指猎手、畜牧等等是“虞人”，后来不光是这些，开发山林、湖海、矿山等等都是“虞”。这个思想大家现在比较好理解，但是回到两千年以前，从“商鞅变法”开发提倡“重农抑商”，“商”包括工业、商业，这个也叫“重本抑末”。在封建社会、农业社会里面“重农”国家就强大，到后来工业社会如果光发展农业国家不能强大，现在大家知道了，但是过去人不容易想到这个。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有《平准书》、《货殖列传》这两篇天才经济学的论文，它的价值只有到八十年代以后，我们读《史记》读了一辈子的人(前几十年没有读懂)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他的经济思想如此优越。一开头有一条说，一个国家强大的来源是什么?司马迁的回答，一个国家的强大要靠经济。秦国之所以统一六国是兴修水利，发展同业、发展经济。齐国为什么有齐桓公?是因为有管仲发展工商业，最早是齐国(山东地区)管仲等人在发展工商业的。可是一个国家的强大首先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这个问题不光是儒家思想不讲，包括我们建国以来几十年也不讲。一个国家强大到底靠什么?我们说一个国家强大要靠什么?谁提“发展经济”就是“唯生产力论”，但是司马迁早就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经济。
另外司马迁讲“工农商虞”四条并重，已经跟过去两千年来“重本抑末”的政策唱反调了。汉武帝时期工商业者是二等罪犯。一个国家要征兵修长城，首先要用监狱里面的犯人。所以古代有一个话说“好人不当兵”，这个是封建社会从汉武帝开始的，好人不当兵，当兵首先是罪犯。罪犯不够叫“二等罪犯”——工商业者。第二代不够要查第三代，你现在是公务员是教师，但是你爷爷和父亲有没有当工商业者?如果有就是第三等罪犯。司马迁唱反调说“工农商虞”四者缺一不可，都是社会发展所不能没有的。司马迁在列传里面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
歌颂了很多大商人，有一个山西的白归(人名、音同)的人总结了商人的诀窍，我做好商人、大商人要有政治家的风度--高瞻远瞩，要有外交家的才能--左右逢源，我要有军事家的手段--该决定就决定、该出手就出手，要是没有这些要想做一个大商人是不可能，写得太精彩了。司马迁写到卓文君的父亲，原来在赵国，秦朝统一以后逼卓家向云南搬迁。所以说那些同样被压迫的商人，他们到陕西说不走了我给你一点钱，有的到成都都说不要让我走了，我给钱给你。卓文君的父亲说这不行，我们还要往南走，最后走到了四川南边靠近云南的邛崃，就在那边开矿、炼铁，就在那边发展了。卓文君的爷爷他的最先为开发大西南做了贡献。现在写剧本都看卓文君跟司马相如搞对象的事，但是没有人看卓文君爷爷如何开发大西南，这个可比那个搞对象更加重要啊。
司马迁写商人写得最精彩的是孔子大弟子子贡。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言回，但是《史记》中言回除了是一个书呆子没有什么贡献。《史记》写的子贡最有贡献，但是孔子不太喜欢他。《论语》里面说子贡“好货”，如何“好货”没有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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