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在中国，有很多老话叫“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等，这些生活哲学都比较庸俗，但确实是很多人的生存自保法宝。您是怎么做到，不被这些庸俗的哲学束缚，从而表现出真性情呢？坦白说，偶尔也会有顾虑、恐惧吗？

任志强：没有恐惧，做人就应该这样。不这样就错了。

6、您在书中提到，“在我最困难、最被别人看不起的那一段时间里，一个女人能忠心地相守在我的身边，只此一点，她所有的过错都会和应该被原谅。也许这些争吵并非是她的错误，而是我的责任。或许正因为这样的一段经历，我们反而更容易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既不会闹得鸡飞狗跳，更不会离婚。”您如何看待中国所谓成功人士的婚姻和爱情观？

任志强：正常的恋爱观和家庭观就够了。我没觉得还需要额外的东西。我们没有过什么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都很正常。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没有见异思迁的。他没有在我困难的时候，就随随便便的跑掉。两个人在一起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没有见异思迁，她没有在我困难的时候，就随随便便的跑掉。这是最正常的事。很多人认为有人离婚，就所有人都得必须离婚。他们认为这个有钱了以后，要离婚的话，要换人的话，就都得换人，他们这种理解错的。大多数家庭，实际上是不存在这种问题。从整个离婚率的情况来看，离婚的还是少数的。所以如果他们这么理解这个社会的话，他们可能会自己出现问题，而不是说这个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7、最近又地王频出，您觉得房地产的调控，会不会又要升级？二线省会城市未来的房价走向怎样？您觉得在地产圈子里面，有什么您的竞争对手，是比较强的竞争对手？

任志强：我认为不会，也不值得。因为这个数量太少了，尽管你们数出来有13块，但是从总量上来说，八月份的土地供给量是下降的，持续下降的土地供应量，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地王，大家在城区的这种土地供应短缺中，不得不逼着去补充，有钱没钱也得找块地买地，不买地没得干。

我们没觉得有竞争对手。房地产因为地域差别的问题，大部分是没有竞争对手的。局部竞争只是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产品类型，然后同一个时间段，他才会产生竞争。只有在两个项目相邻的时候，或者是在同一期间，才有可能形成竞争。我不觉得有竞争，一个竞争是实力竞争，实力竞争是谁有更多的钱。比如说，在拍卖土地的时候，这确实是竞争对手，你在举这块，他也在举这块，谁拥有最终的实力，谁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谁价格更高，谁就拿到这块土地，这确实是。这就是说，我们认为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是没有理智的竞争对手。或者说，对形势做出不同看法的一些人，这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8、您和很多大明星都是朋友，还收了两个干儿女？这也是您勇气的一部分吗？怎么处理好这种关系？

任志强：在社会腐败成风的时代，“干女儿”成了“小三”的代名词，尤其是“郭美美事件 ”发生之后，“干女儿”就成了法定的“小三”了，但这个社会不是没有道德的底线和人性的约束，我不相信这个社会是个无法挽救的社会，也不认为和“干女儿”会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不同的圈子，有体制内的、官方的、企业自身的，也有家人的、亲属的和朋友的圈子，以及工作中直接或间接的合作伙伴的，更有各种NGO和社会团体的。我更相信这个社会中还是有更多的真情的。

9、为什么执着于举办读书会和参与公益活动？做公益事业不被认可您怎么办？

任志强：中国从历史上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教育几乎都是假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通过读书去改变因为教育体系而形成的错误认识。比如宣传部门现在还在说，要把意识形态搁到中小学教育里面去。我们已经身受其害了，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要改变这种东西。

我赞助时间最长的是桥牌基金会，二十多年时间我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同样，我赞助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也长达二十多年，支持了中国多项经济政策的研究。因为北京长期受沙尘暴侵扰，我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SEE基金会。并不是所有的公益事业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各种对公益活动的质疑从来没有消停过。公益本就是建立在非为小我而为大同的基础上的，本就是对事而不对人的一种无私投入，本就是针对社会现象而非针对某个个体的奉献，社会捐助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支持，受到表彰。

当政府把更多的社会矛盾忽略的时候，就要靠社会去弥补这些社会存在的问题。全世界都这样。资本主义国家里头，公益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人数也非常庞大。通过比尔•盖茨，通过巴菲特，或者索罗斯，我们才知道公益要这样做。所以我们更多开始投入和做这些社会公益事业。在国外计算公益的时候，常常把这些名人和管理者参加公益时间去划成钱，给你计算为投入，中国没有这种计算。人在发生变化，当我不能去从事这个商业活动之后，我愿意把我的精力和时间，更多的付给公益事业，让更多人去参与，所以我们现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投入到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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