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会儿，256号飞机在雷达的荧光屏上消失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三叉戟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的现场发现了9具尸体，后来经过辨认，有林彪、叶群、林立果，以及其他6个人。

9月13日下午，当中国外交部接到从蒙古国传来的消息，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国境内失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刚刚服过安眠药，在人民大会堂里入睡，周恩来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

由于事关重大，周恩来被工作人员叫醒。

随即，周恩来交办的几件事，要外交部立即去办。

周恩来的指示分3点：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周恩来亲启；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当日下午5点58分，符浩提前两分钟按指定入口处走进人民大会堂北门，把周恩来要的文件交给站在走廊等候的王良恩。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已经齐聚人民大会堂，就连平时不参加会议的董必武也来了。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已于下午2时乘蒙方专机，前往林彪飞机坠毁地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进行现场观察。

9月18日凌晨1时，使馆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

9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从蒙古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孙一先被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他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胶卷拿出，交给符浩，马上进行了冲洗。

当天晚上11时许，符浩和姬鹏飞、韩念龙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阅文件。他们尽量在离周恩来较近的沙发坐下，低声汇报了有关问题。

大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被领进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和他握手，孙一先汇报完情况后，时间已是22日凌晨2时多了。

大会堂餐厅的服务员送来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周恩来叫服务员另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吃过宵夜，会接着开下去。

周恩来派人把李德生、邝任农、吴法宪等人找来，把大使馆拍下的现场照片交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交给杨德中，让他主持研究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

杨德中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此时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仔细看过照片和示意图后，再根据孙一先带回的使馆汇报材料，一致认为飞机是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时，不慎坠毁的。

凌晨4点多钟，杨德中又转回大会堂福建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分析结果。

周恩来命人把蒙方提出的两份文件稿子各抄写一份，字要写得大一些，然后亲自将稿子和那些现场的照片，送给了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的毛泽东主席。

等符浩他们走出人民大会堂北门时，东方的天色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回头望去，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周恩来仍在不倦地工作着。

10天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对林彪的同党进行逮捕。

9月24日上午9点，黄永胜、李作鹏都依照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准时来到大会堂福建厅。邱会作是周总理在机场亲自告诉他的，所以他紧跟着周总理到了人民大会堂，是第一个到场的。只有吴法宪磨蹭到了9点10分，才进入福建厅。

黄、吴、李、邱都是军人，为了防止他们反抗，警卫战士在行动前就把福建厅里的烟灰缸、茶杯都拿走了。在“四大金刚”到齐后，周总理对他们说：

“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据中央警卫局当时的副局长邬吉成回忆，林彪事件之后，中央警卫部队进入甲级战备。因为得知林立果小舰队曾策划谋杀毛主席，方案中有利用空军从空中进行袭击的设想，为了防备来自空中的打击，中央核心的警卫部队增加了防空能力，新成立了一个由高射机枪、高炮部队组成的“机炮”大队，并在毛主席等中央核心领袖办公及住所附近布防。

机炮大队原准备分布两处：一处在故宫，一处在钓鱼台。预定将机枪和高炮架设在故宫的西华门边上的屏风楼上，在实施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钓鱼台的点部署比较顺利，高射武器就架设在国宾馆的南面。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深受刺激和震动，害了一场大病。这期间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切做了反复的审视和思索，曾几次做出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的一些错误并亲自提出对一些冤、假、错案要予以纠正。例如为“二月逆流”平反，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让一些老同志恢复工作等等。

林彪集团的覆亡，宣告“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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