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也说》一文的作者可能不清楚早期的共产党员很多人同时又是青年团员这一历史事实，有些想当然地用今天的一般情况去主观地想象当年的情况，认为毛泽东和何叔衡当时是青年团员，即“S·P”，就不能是共产党员（C.P.）；并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实际上，中共一大前的情况基本上是先有共产党的组织，然后这些党组织负责领导建立青年团的组织。而共产党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正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施复亮（施存统）所说：“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一大”前后》（二），第73页。共产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这是当时环境所迫，这应该完全可以理解。施复亮在回忆青年团的建立时还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共产党指派俞秀松负责组织的（恽代英、萧楚女当时都不在上海）。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一大”前后》（二），第36页。他还说：“青年团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九二〇年的时候，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太原等地都有了共产主义的组织。”《“一大”前后》（二），第71页。再如中共一大前北京共产党小组的罗章龙在回忆北京青年团成立时说，“共青团开会，是由共产主义小组决定的”《“一大”前后》（二），第203页。张国焘也回忆说，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02页。罗章龙还说：“那时青年团没有年龄限制，因大学毕业一般都是二十五、六岁。李大钊和我们都是团员”。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第78页。广东、湖南、湖北的青年团也都是由党的组织领导建立的。所以，中共一大前后，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董必武、毛泽东、何叔衡、谭平山、张国焘等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青年团员。所以，仅凭毛泽东是青年团员（S.Y.）就断定毛泽东不是共产党员，这种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只能误己误人。
其三，以偏概全，犯了历史研究的大忌。历史工作者都知道收集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功。收集历史史料要求“先直接史料后孳生史料，先基本史料后特别史料，先主要史料后次要史料，先常见史料后罕见史料”。《也说》一文的作者得出错误结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在这方面下足够的功夫。《也说》一文作者使用的主要史料根据既不是档案文献史料，又不是当事人和见证人回忆等直接（一手）史料，而是对《李达评传》一书作者的采访及其《李达评传》一书的说法，这至多能算孳生史料或二手史料作依据，所以得出不真实的结论就不奇怪了。
还有，《也说》一文的作者在引用《毛泽东早期文稿》的附篇《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1893年12月-1920年11月）》时，摘录了毛泽东主要做了“一是成功地推动‘驱张（敬尧）运动’；二是创办湖南文化书社；三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四是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等四件大事。但是作者不引用这本文稿中紧接着的文字：“这时，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713页。这句话就在“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后面”，想必作者是不会看不到的。这种视而不见、只取个人所需的做法，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是最不可取的。
其四，不尊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难免结论出错。经过史学工作者几十年的研究，关于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毛泽东生平思想方面有价值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既有较大影响、可信度非常高的著作，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年谱（1893-1949）》等，中共党的创建史研究专家邵维正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等。也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上）（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等文献档案选辑；还有在湖南韶山管理局工作，研究早期青年毛泽东几十年的高菊村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毛泽东》等，以及若干参加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或早期共产党人的回忆。通过研究这些著作或文献档案，既可以得出中共一大前湖南（长沙）有共产党组织，还可以得出1920年毛泽东是共产党员的结论。《也说》一文作者置这些历史工作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于不顾，只认准《李达评传》一本书和对这一位作者的采访的说法，这样研究得出的结果难免出错，也是十分不严谨的。
附：向继东《孤证不立--也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问题》
作者单位：湖南省政协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9年3月2日发表陈述先生文章《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陈先生说：“关于长沙建没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有，作者的依据大概就是毛泽东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表，说“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据此认为毛泽东入党时间应该是1920年。
毛泽东究竟是哪一年入党的，似乎不必太当真，反正，毛泽东就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自己在1945年筹备党的七大时也回忆说：“《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一版，第291页）毛泽东这段话很朴实，讲到党创建时的情况是可信的。他入党没有介绍人，入党具体时间他也没有说。
五年前，笔者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炯华作访谈，以题为《李达与毛泽东、陈独秀》发表在2004年第七期《书屋》杂志，就涉及到了毛泽东入党时间问题：
1962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的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
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或者说，这样的“小组”还没有达到建党的层面，上引毛泽东所述“我们……是很小的小组”，这个“我们”，应该是就全党而言的，并不一定专指长沙。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写信时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陈仲甫”即陈独秀。这表明毛泽东知道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建共产党，也表明他本人或长沙方面当时还没有组建共产党。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说：萧子升“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68页）。”毛泽东“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又提出‘有组党之必要’”，大家并“达到了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