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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1943年谈民主 受到
毛泽东尖锐批评" src="/Article/UploadFiles/201102/20110203130057694.jpg">
在毛泽东谈话的一年之前，1943年2月8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华北局太行分局高干会上就教育问题发了言。讲到民主教育时，他说：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在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就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千徒、通信以及处理自已生活的自由。我国许多地方农民处在半农奴状态，工人和学徒还受到封建习惯的束缚，青年的抗日自由受阻碍，妇女的婚姻不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职、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使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民能够自由的发挥他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上能够逐渐消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起一个定型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民主制度。民主运动在文化教育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
讲的何等好啊!你看短短一番话，既讲了民主的定义和内涵，又讲了民主的现实针对性;既讲了民主革命口号的共同性，又具体解释了现阶段中国自由、平等、博爱的主要内容;既讲了民主教育的重要性，又指出民主教育的重点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特别强调当前进行民主教育是为了抗日，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增强抗日力量;既讲了民主靠教育，更讲了民主需要制度保障;既提出了民主在现阶段的意义，又指出民主是一个过程，完整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综观全篇，可以说既批判了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又批判了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更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矛头所向十分明确。可以说，既符合两方和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关于民主的一般理念，又有现阶段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民主和反封建的一致性，民主和抗战的一致性，也即体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细细读来，是不是与毛泽东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篇谈话，却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1943年6月6日，也就是彭德怀发言四个月、发表两个月之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严肃指出：该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而强调为着反封建;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并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目前国内各阶级有一种为着打到共同敌人的互助，但在经济上没废止剥削，政治上没放弃压迫，我们应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如果真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彭德怀的这段谈话就有原则性错误，然而事实不是那样。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明眼人一看便知。例如，谈话反复强调抗日，强调民主教育为着抗日，怎么能说不谈抗日呢?彭总就在前线指挥抗战，说他不讲抗日，岂不是笑话?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例是彭德怀此前支持小说《小二黑结婚》的出版。那是1942年初一二九师政治部与太行区党委联合召开太行区文化人座谈会后，作家赵树理到左权县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他时常看到，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表现在对待青年男女恋爱婚姻方面的阻碍还相当厉害，甚至逼死人命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19岁的农村民兵小队长岳冬至，人称神枪手，在一次反“扫荡”作战中曾击毙两个日本鬼子，因和本村一位才貌出众的姑娘自由恋爱，被村长和青救会的秘书忌恨。他们对岳私设公堂，逼其承认“败坏腐化罪”。他们指控岳因有童养媳(才9岁，是父母包办的)，再谈恋爱“通奸”就是犯法等。岳自然不服，反说他们私斗抗日民兵干部违法。他们气急败坏，当场把岳打死，又伪造岳在牛棚上吊自杀的现场。最终案件被侦破。
赵树理把这段故事写成了小说《小二黑结婚》—岳冬至变成了小二黑，小芹就是那个女青年的化身。她母亲本来也是个悲剧人物—信奉“三圣教道会”，给女儿物色了一个40多岁的富商，遭到女儿和两个儿子的坚决反对，她想不开，竟自缢身亡。赵树理把此人和自己过去写过的剧本《神仙世界》中的神仙人物糅合在一起，就成了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至于小二黑父亲二诸葛，他身上就有赵树理父亲的影子。
赵树理把小说交给了在北方局主管党校工作和调查研究室工作的杨献珍，杨献珍看后拍案叫绝，很快呈给了彭德怀。彭德怀看了，很满意，把书稿交给太行新华书店去付印，为表示支持，还题写道：“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1942年10月《小二黑结婚》出版时，彭德怀的题词就印在扉页上。小说受到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就销行三四万册，有人还改变成秧歌剧到处演唱，轰动一时。
彭德怀在民主教育的谈话中是否未提到这篇小说，不得而知，但我以为小说的内容完全可以作为他谈话的一个注脚。因为小说所表现的主题，正式反封建—讽刺和鞭挞封建宗法制度、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封建迷信、家长制、打人骂人、草菅人命等等。这不正说明，反封建与抗战是完全一致的，实行民主必须挣破封建枷锁，只有反对封建势力和封民主，才能有效抵制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对抗战力量的削弱，从而凝聚人心，不断壮大抗战力量，最终消灭日伪军吗?
值得指出的是，后来，彭德怀的这段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再受到批判、指责，从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到庐山会议，一直算作彭的一条错误，到“文革”中更成了他的一条弥天大罪，一代名帅竟被迫害致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昭雪。二十多年前笔者写作长篇传记《国防部长浮沉记》时，查到了当年彭总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和毛主席的批评，曾想加以辩白，但由于全书只写庐山会议以后的彭德怀，所以没有写进书里。今天受到杜导正同志文章的启发，总算有机会旧事重提。重读这篇谈话，越来越感觉到，彭总当年的谈话是符合当时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党在抗战阶段的政策、策略的，和那个时期毛泽东主席的论述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与毛主席的论述一样，至今仍不失借鉴的意义。当前我们要实行依法治国，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教育和法制建设，切实保障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保障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保障人与人之间建立诚信互助、团结友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良好关系，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同步发展、相辅相成。正如温家宝总理2007年2月26日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所指出的：“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2010年5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