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人快语的香港商学教授郎咸平(Larry Lang)说，早在听说老牌CNN脱口秀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之前，他就选定了自己的英文教名。

但在过去7个月中，郎先生已成为一位知名电视人物，他在中国的影响力几乎和拉里•金在美国一样大。

拉里•金专门进行轻松的名流访谈，而郎先生则用自己的节目《财经郎闲评》(Larry Lang Live)为平台，来抨击中国一些最著名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他称那些经理人能廉价购买公共资产。

“俄罗斯两年内完成了改革。我们已花了20年时间，但结果是一样的，”郎先生在上海一间咖啡店里说道。

《财经郎闲评》每周播出一次，这档热门节目已唤醒了中国政府，使之意识到，经济改革导致了大量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国内已经民怨沸腾。

郎咸平先生的唇枪舌剑以一种令中国媒体和商业机构感到惊讶（就连这位主持人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方式，迫使中央政府突然彻底改变了在国企私有化这个敏感问题上的态度。

去年12月，负责管理国有企业的中央政府机构禁止大型企业实行管理层收购，并对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开展此类交易规定了严格的条件。

“我只是中间人，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郎先生表示，“是公众意见推动了这一问题。”

郎先生倾向于把中国同俄罗斯相比，正是这种倾向尤其触痛中国政府的神经。当初中国决定避免采用快速私有化和民主化的俄罗斯模式，把商业结合到现存的一党专政的制度下。这一决定取得了卓越成果，中国觉得比俄罗斯更优越。中国领导人总是在正式场合宣称反对私有化，这部分是为了保持意识形态的纯粹性，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使共产党保持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权。

在实际操作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已允许规模较小、通常处于亏损的国有企业被出售，同时控制着战略性行业中较大的企业。9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有企业数量已从1998年的23.8万家降至现在的约15万家。

直到去年年初，台湾出生的郎先生还是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里一位比较默默无闻的公司财务专家，主要资历是他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Business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获得的博士学位。

但在一场电视辩论中与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进行了激烈的舌战后，上海第一财经(Chinese Business Network)节目的制片人去年4月给他打电话，答应给他一档他自己的节目。吉姆•罗杰斯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共同成立了量子基金(Quantum Fund)。

这个节目立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财经郎闲评》频频跻身上海有线电视节目收视率排行前三名，有时还排名第一。对于该节目的成功，郎先生并不自谦。

“一些女性观众告诉我，上海有三个新时尚：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包、戴卡地亚(Cartier)手表、看《财经郎闲评》，”他说。

习惯看肥皂剧和情景喜剧的观众欣然接受了他对商业机构的尖锐抨击。“许多观众不懂这个节目，但他们喜欢听我批评人时使用的语言，”他说，“社会上存在一种被压抑的听真话的需求。”

郎先生所称的一些国有公司经理人获得的私人财富数据有一份榜单为证。这份中国最富有企业领导人榜单于今年1月份公布。欧万利(中国)(EuromoneyChina)的数据显示，在上榜的50位高管中，有5位是通过管理层收购获得股份的。

驻上海的分析师胡润(Rupert Hoogewerf)是这份榜单的编撰者。他引用马明哲(Peter Ma)的例子说，马明哲及其经理人们通过一个“职工持股会”，实际上控制了平安保险(Ping’An Insurance)。平安保险已在海外上市，公司资产总额为45亿美元。

“他1988年出任总经理时持股数为零，”胡润说。

这些持股会被用来向经理人发放股票，以此作为激励手段，这类似于西方企业向高管发放的股票期权。中国一些最大的国有企业设立了这种持股会，以稀释国有股股权，其中包括个人电脑制造商联想(Lenovo)、白色家电制造商海尔(Haier)，还有电视机及手机制造商TCL。

这些经理人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成功是靠自己挣来的。上述三家企业在国内都很成功，而且主要在公司高层经理人的倡导下，现已积极进军海外。

但郎先生认为，在中国，这个过程存在先天缺陷，因为那些决定国有资产售价的人，往往就是领导收购行动的官员。

他喜欢用一个菲佣的故事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菲佣在香港的小康家庭中很常见。

“想象我拥有一栋价值100万美元的房子，我雇了一名菲佣来打扫它。她在这儿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以最低价格买下了这所房子，而价格是她自己定的，”他说，“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这样进行的。”

郎先生的批评者承认，这个过程并不总是公平透明的，但他们认为，郎先生对管理层收购的攻击会阻碍一个虽有缺陷但却必要的进程：即开始让中国政府退出企业。“(郎先生攻击的)最终结果是，政策的合理性将有所减退，而私有化会变得更加困难，”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上海分行资深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说，“而最终，中国本该从私有化中大大受益。”

尽管郎先生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攻击，但他强调说，他并不是中国政府中保守言论的支持者，即所谓的“新左派”，他们渴盼计划经济时代。“我完全是个资本主义者，”他说。

但对于用什么来取代管理层收购和私有化，不清楚他是什么看法。他说在中国不需要私有化，但他承认，他会接受所谓的英国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先交到专业经理人手中，然后再公开上市，而政府保留一股黄金股。

他认为，国有企业可以进行改革，方法是给予经理人更好的激励，而不是允许他们自己控制公司。

在政治上，他没有偏离中国的正统观念。他声称就目前而言，必须凭借一党专政，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法律体系，等将来中产阶级壮大之后，也许可以实行政治改革。

但即使是郎先生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帮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公司治理问题上，而这种关注是迫切需要的。海尔和TCL的高管们习惯于受人吹捧，现在已遭到公众的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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