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以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陆续在中国出版。这套资料丛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的第2册，有若干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档案资料。这其中的一份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在1920年年中成立的，当时共有6个小组，其中提到了长沙。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说：中共一大前上海共产党小组在7个到8个中心地区有它的支部。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以上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说明，中共一大前湖南（长沙）有共产党的组织，绝不是孤证。通过整理20世纪的研究成果，有学者评述说：“从‘一大’代表的回忆来看，‘一大’十三位代表（包括包惠僧）除四人（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牺牲较早外，其余九人的回忆中都认为‘一大’前湖南就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的回忆材料是最可靠的依据。”金松林、田夫：《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评述》，《党史通讯》1983年第9期。这个评述有充足的依据，因而是真实的。

二

《也说》一文的作者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即毛泽东、何叔衡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这是没根据的推断。由于湖南所处环境极为复杂和险恶，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来说，毛泽东又是“危险分子”。所以当时初建的共产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十分隐蔽，这也造成了知道这个历史事实的人非常少，且缺少文字史料。但说明毛泽东、何叔衡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1920年就建立共产党并是共产党员，还是可以找到若干有力根据的。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仍然要比《也说》一文的作者引用《李达评传》一书作者的说法有说服力。如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的萧子升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我之外，都不知道暗中进行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他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希望我也能参加。同时蛮有信心，他认为我决不会出卖他们，虽然我对他们并不表赞成。”《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575页。这说明毛泽东在1920年时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是主要成员。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回忆：“武汉支部是一九二○后九--十月间在武昌宣（告）成立的，北京可能比武汉早一点，武汉、长沙，广州这三个组织的成立时间差不多。济南略为迟一点，因为济南组织是由北京支部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小组》（下），第740页。又据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的参加者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良等人。”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17页。早期的共产党人彭述之也回忆说：“一九二〇年九月我抵长沙时，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个什么模样呢？我在长沙逗留时间太短促，未能亲自了解它。根据贺民范的叙述，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它已拥有五位成员，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相当活跃的教育界人士，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彭述之点出贺民范、何叔衡、毛泽东等5人的名字。《共产主义小组》（下），第599页。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说明，1920年湖南就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又都肯定毛泽东是发起者，这充分证明了1920年毛泽东已经是共产党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也已经明确写明：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7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也写明1920年11月间，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以上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和专门研究著作充分说明了中共一大前湖南（长沙）有共产党组织，毛泽东又是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所以说毛泽东1920年入党绝不是“孤证”。

三

《也说》一文的作者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主要是：

其一，没有搞清中共一大前初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小组）与中共一大后建立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区别。这位作者引述毛泽东的话：“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句话是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一个从共产党小组到全国共产党的过程。《也说》一文的作者引述这段话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段话很朴实，讲到党创建时的情况是可信的。”这句话说明作者认同毛泽东所说“由小组到建立党”，实际上就是认同中共一大前湖南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但是，《也说》一文的作者又违反逻辑地说：“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意思是说，中共一大召开前，湖南不仅没有共产党组织，毛泽东和何叔衡还不是共产党党员。这是自相矛盾的。《也说》一文的作者还引述说：“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彭为湘乡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引者注）、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实际上，《也说》一文的作者没有搞清楚，这是毛泽东从上海开完中共一大后，回湖南建立的是中共湖南的地方组织，而不是刚刚组建共产党小组。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所说：毛泽东接受陈独秀、李达的正式委托，“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4页。关于“三十节”建立地方党组织，《毛泽东传》指出：“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十月十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80页。这反映了历史事实。《也说》一文的作者，将中共一大后建立地方党组织与中共一大前建立的初期党组织混为一谈，说明这位作者对中共建党的基本常识并不了解。

其二，《也说》一文的作者可能不清楚早期的共产党员很多人同时又是青年团员这一历史事实，有些想当然地用今天的一般情况去主观地想象当年的情况，认为毛泽东和何叔衡当时是青年团员，即“S·P”，就不能是共产党员（C.P.）；并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实际上，中共一大前的情况基本上是先有共产党的组织，然后这些党组织负责领导建立青年团的组织。而共产党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正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施复亮（施存统）所说：“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一大”前后》（二），第73页。共产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这是当时环境所迫，这应该完全可以理解。施复亮在回忆青年团的建立时还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共产党指派俞秀松负责组织的（恽代英、萧楚女当时都不在上海）。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一大”前后》（二），第36页。他还说：“青年团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九二〇年的时候，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太原等地都有了共产主义的组织。”《“一大”前后》（二），第71页。再如中共一大前北京共产党小组的罗章龙在回忆北京青年团成立时说，“共青团开会，是由共产主义小组决定的”《“一大”前后》（二），第203页。张国焘也回忆说，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02页。罗章龙还说：“那时青年团没有年龄限制，因大学毕业一般都是二十五、六岁。李大钊和我们都是团员”。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第78页。广东、湖南、湖北的青年团也都是由党的组织领导建立的。所以，中共一大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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