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对中原的侵扰从战国以来就成为边患。面对匈奴的入侵，汉文帝一方面进行积极防御，一方面对匈奴抱有结盟的诚意。他说，我很不圣明，恩德不能施于远方，致使中原以外的国家不得安宁，远方的民族不能安稳生存，疆域以内的民众劳役繁重，也不能安居乐业。这两个罪过，都在于我的德薄不能远达。他常常为此惶恐不安，为民担忧。他考虑到国家和万民的利益，派出使者去向匈奴单于说明愿彼此抛弃细小的过失，顾全大局，结为兄弟，商定和亲从当年开始。与匈奴和亲后，匈奴并没有信守盟约，又发生了背约入侵。文帝只令在边塞加强防守，不发兵深入匈奴境内去作战。几个月后，匈奴就渐渐离去了。对于周边的其他民族也是如此，如南越的赵佗，在吕后临朝时自立为南越武帝，因为吕后下令禁止把铁器卖给南越，关闭了从长沙通往南越的关口，使汉朝同南越断绝了往来。于是赵佗就按照汉朝的仪式做了南越的皇帝。文帝即位后了解到赵佗是真定人 （今河北正定），祖先的坟墓都在那里，就派人去给他家修理坟墓，还设立专门管理机构进行维护，又招来赵佗的弟弟，加以优待，报之以德，并派贾谊出使南越，赠以厚礼。赵佗深为感动，立即去掉帝号，向汉朝称臣。由于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基本上采取一不好大喜功，二不炫耀国威的睦邻友好政策。同匈奴、南越以礼相待，兄弟相称，对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促进汉代各个时期的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倡俭廉开言纳谏

开盛世历代风范

汉代时，战国阴阳学派邹衍的“五德终始”星象学说十分畅行，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都认为是“水、木、金、火、土”五种物质德性相生相克终而复始的变化，包括帝王兴替。汉文帝也十分信奉这一说法。他即位第二年的十一月底，发生了日食，这本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他却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告诫，他说，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以抚养和治理他们，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上天就显示灾象，加以告诫。并宣布诏令，让大臣都要好好想想过失和不过之处，希望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他，并且向他推举品德贤良和能够直言进谏的人，以纠正过失和不足。这说明汉文帝政治谨慎，虽然他的说法缺乏科学性，那是时代的局限。但有一点天象异常，他就能想到自己是否在治国方面有失策之处是十分可贵的，另一方面他能认识到自己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本人不是圣人，要用众人之才智弥补自己的不足。贾谊给文帝上了一道有名的《治安策》，他虚心采纳，缩小了诸侯封国的地盘，使封国的力量削弱，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他还下诏鼓励人们向朝廷提出意见，废除了过去制定的诽谤朝廷罪和传布谣言罪，使大臣和民众都能畅所欲言。汉文帝如此勤于政事，从言纳谏的做法，在封建社会是少见的。

汉文帝提倡节俭，以民生为先的风范也十分突出。他长期驻节晋阳，养成了清廉的品格。文帝在位23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和御用器具，都没有什么增加。有一次，他打算建造一个露台，即现在的凉台，叫来工匠一计算，要花费黄金100斤。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百姓十户的家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感到恐惧和羞愧，为何还要建造这样的露台呢？从当时国力财政来说，建造这样一个露台，规模也不是太大，也算不了什么。但文帝觉得过于奢侈，而作罢。他常常穿着粗糙的丝绸缝制的衣服，连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也不准拖地，帏帐不准绣花。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天下大旱，蝗虫成灾。文帝下诏，不准诸侯向朝廷进贡，减少供皇帝享乐的服饰、用具和狗马，以忠厚朴实为天下人做出榜样。文帝生前还留下遗诏，说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命，就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间的常理，是万物成长的规律，没有什么可悲哀的。为他建造陵墓时，要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作装饰，不准修造高大的坟墓，陵墓周围的山河要保持原貌，不许有改变。丧事要从简，唁吊只搞三天。后宫中嫔妃和夫人以下的，都送归母家。以便节省人力和资金。一个封建帝王，能这样节约律己关心民生疾苦，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汉文帝去世后，景帝刘启继承了文帝的贤政，继续采取“与民休息”的轻徭薄赋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在文、景二帝在位的39年间，耕地扩大，人口增加，国力兴盛，呈现出多年未有的富裕小康景象，史称“文景之治”。为以后汉武帝把汉王朝推向我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晋阳走去的一代明君汉文帝刘恒，功不可没，值得称道。

□杨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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