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在北影厂呆了那么多年，人缘还真是挺好的，跟同事们相处得也不错。”梁晓声说，“之所以不要别人帮忙，是因为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开口求人，而且我觉得这事儿一个人也能做。与其托关系、走后门欠下一大堆人情债，还不如自己动手来得简单。”说到这儿，他忽然间停下来，稍作思索后才接着说下去：“或许在这一点上，我的确是遗传了父亲的性格吧。”

      用“温暖”的眼睛审视世界

    父亲是“多血质”，暴躁易怒、做事冲动容易不计后果，母亲的性格则相对平和很多。或许是因为童年时代父亲的“缺失”(父亲为建筑工人，常年在外)，导致梁晓声与母亲的关系更为亲近，也因此，他更多地遗传了母亲随和、温暖的性格，而他的作品，也习惯于用一种温暖的方式来关照生活。

    “‘恶’当然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梁晓声说，“但我们的世界仍然是美好的。”在遭遇挫折、看到人心险恶的同时，仍然要始终坚信一点：看到丑恶并不意味着自己也要去认同、改变，人还是应该用一种相对宽容、温暖、正常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

    看人永远都只看对方好的一面；即使也看到有人在某一特定时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但也亲眼看到他们后来变得好了些；认为自己只见过坏的现象，而没见过很坏的人……“与人为善”的性格为梁晓声的作品打上了“温暖”的烙印。“在我的作品中很少写到很坏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写‘恶’的冲动。”梁晓声坦承。

    然而，这种性格上的“平和”也为他招来了不少批评之声。从早期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到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有批评家认为：从“知青文学代表”到“平民代言人”，尽管梁晓声的作品中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激情，但是因其对人性认识上的肤浅往往导致其作品“流于感性”，重情感宣泄而缺乏理性批判力量，不够深刻。

    “我不这么认为。”对于这一说法，梁晓声显得颇为不以为然，紧接着，他又用一连串的反问表达了自己的不赞成：“难道说只有描写激烈的斗争才算是真正的文学吗？难道说只有思想深刻、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才是有才华的表现吗？难道说小说中的那点深刻会超过人的思想、超过社会的深刻吗？”

    从阶级斗争到社会斗争，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到人与自然的斗争，在梁晓声看来，从新中国开始，我们的文学并不是“温暖”太多，而恰恰是“温暖”这一脉太弱了，哪怕是这阵子正大受好评的《闯关东》，也一样充斥着斗争——如后期对“山东帮”“热河帮”斗法的描写。

    “越是在其他人高喊着‘人心多么叵测’‘社会多么险恶’的时候，我越是要去把‘善’的一面发掘出来，我觉得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他坚持认为。

      一个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责任感

    “大学中文系不是为了教会学生如何去分析作品，而是为了教会他们：如果遇到同样的人和事，应该如何去对待。”梁晓声用一种极为认真的语气说。

    很多人知道梁晓声，是因为他的“知青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这些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名字，将梁晓声紧紧地与“知青”“北大荒”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对于他的另外一重身份——大学教师，所知甚少。

    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著名作家；从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到儿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2002年，梁晓声又多了另外一个身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然而，与别的作家成名之后接过高校聘书、带研究生、或偶尔开开讲座、上上选修课不一样的是，他是认认真真地在履行一名“教师”的责任——不仅仅教书，更加育人。

    “如果大学都不能够承载人文，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梁晓声说，当他进入大学、成为教师后就一直在思考：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地方？中文系到底应教给学生什么？应该引导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才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

    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文系，梁晓声教授的是“文学欣赏与写作”，一个听上去与现实相距较远的“纯文学”科目，然而，他却把它教成了一门实实在在的“人生哲学课”。比如说，他会在课堂上放映《罗马假日》，然后问同学们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公主不是电影中的那般年轻美丽，如果男主角不是爱上了她，那么他是否就可以坦然地报道公主的隐私？如果现实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是否就可以打着“新闻”的名义而无需经受任何谴责？

    “因为某些文学作品的误导和宣扬，一些不健康的观念开始在社会上出现，甚至成为一种风气。我不希望我教出来的学生也是这样。”梁晓声慨叹，语气沉重。“文学说到底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东西，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学会如何去辨别和抵抗。”

    “不能因为自己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就把它扩大到全社会，这是常识。善良是会得到回报的，我母亲就是这样。”梁晓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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