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康有为用“托古改制”，为其宣传的那些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披上一件传统的外衣，大都能给予应有的理解和同情。然而，对于他崇拜孔子，鼓吹建立孔教，提倡国粹，主张读经等，则通常认为是反映了康有为思想上的保守性，并且是他以后坚持保皇立场、反对革命的思想根源，基本上给予了否定的评价。我认为，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来分析，以上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事隔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回头来冷静地反思一下历史，我认为，对于康有为“建立孔教”、“尊孔读经”那一套，仍然是没有什么可赞同的，然而关于他坚持传统思想文化中有某些基本东西绝对不能丢掉的论点，则不能简单地一概予以否定。特别是联系到他是针对那种“全法欧美”的社会思潮而提出这方面的观点的，似乎也有值得我们重新做一番思考的地方。

康有为从其接触西方文化时起，就认为对中西文化应当采取一种分析的态度。戊戌变法前十年的1888年，他在一封论及中西文化比较的信中，批评了那种“言洋学者尊之如帝天，鄙洋事者斥之为夷狄”的人，认为这两种人“皆未尝深求其故者也”。他指出，“中西之本末”在“势”与“俗”两方面有“绝异”者，因此“不能复以中国之是非绳之”。而且，由于中国与西方具有各自不同的“本末”，“易地皆然”，所以对于中西文化之优劣，他认为亦“不可一二言断是非也”。他主张，对于“邻人之有专门之学，高异之行，合乎吾祖考者，吾亦不能不折取之也。”⑨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则在赞美孔子之道的尽善尽美的同时，也反复强调所谓审其时势的改制和变通。他在一篇代人草拟的奏摺中，提出会通中西两学，以培养富国强国的人才。他认为:“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他分析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然而，“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康有为在此虽然也用了与张之洞等人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类似的“中学体也，西学用也”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论述中可以看到，两者在立意上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不像张之洞等人那样，以中学之体贬低和排斥西学之用；而是提倡“体用并举”，强调中西两学的“相需”、“缺一不可”和“会通”。所以，康有为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⑩平心而论，以上康有为分析和处理中学西学两者关系方面的观点，与当时各家的观点相比，应当说是较为平实的。而在今天看来，除了他所用的体用等名词稍嫌陈旧外，他关于“会通中西两学”的基本立意，也还是相当有见地的，值得借鉴的。

二十世纪初，随着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醉心欧化”的风气。对此风气，不仅康有为等改良派坚决反对，就是在革命派中也有严厉的批评。如，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即对“弃国粹而用欧化”者，进行了批评。他们说，那些“醉心欧化”的人，“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日本）西（欧美）之学说是依”。然而，“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因此，这种“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①批评是相当尖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