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认为，“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⑧所以，他对于子贡所说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句话特别赞赏，一再提出来作为例证，认为它最符合平等自由之义。他解释说，“不欲人之加诸我，自立自由也；无加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⑨并认为这句话中，“人己之界，各完其分，语意周至”。⑩他推崇说，这是子贡“闻孔子天道之传，又深得仁恕之旨”①以后，对孔子太平大同思想“闻一知二”的创造性发挥，这发明了“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这样一条“人类之公理”。②总之，在康有为看来，“夫自由之义，孔门已先倡之矣”。③

从以上所列论述看，康有为宣传变法维新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近代西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等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它创始于孔子，发扬于子贡、子思、孟子、庄子等人。甚至，当“今欧人行之”，也不过是“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④然而，由于孔子生当据乱世，他的太平大同理想无法得到推行和实现。其次，又由于孔子之学“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致“令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泽”。⑤今天，则到了重新发明和推行孔子太平大同之道的时候了。为此，他也不惜曲改经文，随意发挥所谓的“微言大义”。例如，他为了强调孔子有君主立宪的思想，硬把孔子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这句话中的两个“不”字说成是衍文而删去。这样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正好相反了。于是，他发挥说:“政在大夫，盖尽君主立宪。有道，谓升平也。君主不负责任，故大夫任具政”，“大同，天下为公，则政由国民公议”。⑥这就难怪在《新学伪经考》刊行后，有人说他是“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⑦

在康有为竭力把儒家孔孟学说与近代资产阶级学说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免不了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地方。根据这些情况，你可以批评他始终摆脱不了历史亡灵和传统桎梏的软弱性，也可以批评他把封建圣人资产阶级化（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或者说把资产阶级思想封建化等等。但我认为，首先必须肯定，康有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基本上是始终一贯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那也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的斗争。其间，虽也发生过积极拥护张勋复辟之事，然也不能据此一事即断言他完全转到了封建主义的立场。即使是他拼命鼓吹以孔教为国教，也还是为了仿效欧美而提出来的。因此，虽然在康有为把儒家孔孟学说与近代资产阶级学说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可也不能否认，其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也许这种探索和努力还不是自觉的）。就这一点来讲，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

二

康有为在叙述孔子托古改制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骇人，自可避祸。”⑧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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