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为争取建立宪政，与清朝封建统治斗争的同时，继续在同革命派进行斗争。通过对世界各国的考察，他进一步得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结论。但是，革命并没有因康有为的阻止而停滞，却仍然在继续向前发展，并终于促成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爆发。面对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康有为已感到“革命大势，若卷潮倒河”[48]，势不可挡。但他仍企图力阻共和国的建立。他指出，近代以来，欧美一些国家确实建立起了不同形式的共和政体，但“自美、法外，妄立共和政体者，未有不大乱无已者也”。有鉴于此，欧美不不少国家，“必不共和，必立君主，甚至于无君，犹且薰丹穴而求之，迎异族外国人而宗之为君。”[49]康有为认为，国外的经验证明，共和政体不宜采用，君主立宪政体最为适宜，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形势，中国则应吸取两种体制的优点，创造一种新体制，即“虚君共和”。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两种体制相比较，“其民权同，其国会内阁同，其总理大臣事权与总统同”；其唯一不同，是虚君共和政体在总理大臣之上有一无权无为“土木偶”神式的虚君，它的好处则能免去共和政体下为争总统而不断发生的政争与动乱，而且由于人民信奉，群臣敬畏，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定。[50]康有为认为，虽然虚君无事无权，不须有才能，但虚君又是“神”，固须有极高的资格地位，国内无一人可比，“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51]。据此条件，环顾宇内，只有清朝宣统皇帝和孔子后裔衍圣公能荣任此位。很明显，康有为虽然煞费苦心，自认创造了一种新政体，但从其内容中不难看出，虚君共和不过仍是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别称而已。他企图以此阻止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必然是徒劳无功的。遗憾的是，康有为并未能从中吸取教训。民国建立后，在政治上，他虽然对袁世凯的卖国、专制、独裁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但他仍顽固坚持要推翻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并导演了宣统复辟的丑剧，结果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

总体来看，戊戌政变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在此形势下，康有为倡导保皇，坚持君主立宪，始终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度，因而落在了时化的后面，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这是应予否定的。但是，康有为又是一位具有高强国富民的道路。他反对共和，并非要维护专制；反对革命，并非要保持腐朽的清王朝。他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是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为指导，坚持通过渐进的和平方式，以逐渐实现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从而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这是应予以肯定的。康有为的悲剧在于，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始终以先知先觉的救世主自居，轻视群众，害怕动乱，害怕帝国主义，因而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同时，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当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充分暴露在面前时，不可能以科学的思想武器作出正确的判断，为避免其弊病，只能重到封建传统中去寻找“医方”，因而走上了回头路。所有这些，都应予以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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