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中，康有为对欧美各国的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奥地利与德国相比:奥地利与德国本同种同俗，奥领土面积比德大。可是只几十年的时间，德国加强武备，奖励工商，迅速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与其接邻的奥地利却仍衰弱不振。究其原因，奥地利内部不统一，民权甚盛，奥王无专制之威，“民难听从”，故发展受到限制[32]。德国则不同，它“以宪法之民为体，而以英伦之君权为用。”[33]即德帝有非常之权，政府内外诸大臣及守令皆听其指挥，其行政权“无所往而不可矣”；然君主的行政权绝不能出法范围之外，故民不蒙专制之害，“故利无不兴，弊无不除，民反以收其利，德之所以日强而成霸者，为此故也。”[34]其次，英、美、法相比:英国采取君主立宪制度，内部仅有三政党，进步、保守二党相攻，“而以小党弥缝之”，故政得其平；及其一党当政，其党魁专制之权无异君主，因此英国亦能在法律范围内举其政而致强[35]。美国独处北美大陆，没有其他国家与之争，“民得雍容，以收立宪民主之效”[36]法人欲以美国之政理行之法国，“但法人行之则太速也。法当时全国之民，读书识字者尚少，岂独不知政学，乃至不能识国会布告之法。以若斯之人格，而听其握选举之权；握政议之权；又令司法之官，皆听民举，则又握法权焉。彼惟有纵其悍戾贪横之性，以仇异已。强者肆其杀戮，贪者肆其劫夺而已。”因此，在民主制度下，法人“不少受益，徒遭惨戮。坐睹德、英、美之日盛，而振作无由。”[37]再次，看中南美各国及土耳其:中南美各国独立后均建立了共和国，但是军人为争总统而造成的内乱从未停止过。只有墨西哥的爹士在国家混乱中当选总统后，“以民主共和之体，略兼专制而行之”[38]，统治墨近三十年，造成中南美国家中不曾有的安定和进步；而爹士于1911年被武力驱逐以后，墨则又回到以前为争总统而起的反复变乱状态。1908年7月，康有为游土耳其，适值土青年党掌权，颁新政，召国会，以欧美为榜样，“举旧制之法律道揆尽弃之，一朝而易二百余条空文宪法，然则青黄不接之时，欧美之时效非突人所能骤受，于是国人不知措手足，惟乱舞搓搓而已。”[39]通过上述比较，康有为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于宪政中，君民共治，君民交益，即君主立宪，“当国争之时，实为适宜之法，今德为大进第一骤兴之国，可为证矣。”第二，在宪政体制中，“政党愈少者，政愈举而国愈强；政党愈多者，政愈不举而国愈弱”[40]。第三，“各国立宪不过以法治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而已，非荡无纲纪，人人可平等自由也。”且“旧制行之数千年，实人心国命所寄，纪纲法度虽有积弊，只可去其太甚，以渐行之。如尽去之，人心国命无所寄，则荡然不乱耳。”[41]总之，只能在渐进中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不能得民主共和。

（二）批判假立宪，要求真立宪

作为一个爱国者，康有为始终坚持要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立宪政体。为此，他与清政府顽固派的假维新、假立宪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早在1903年，他就批评清政府的“新政”，未能抓住“以民权为国”这一根本，无以救中国[42]。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康有为受到鼓舞。但他很快发现，清政府在立宪招牌下所进行的改革，并非宪政，而是一般的国政，实则是“借立宪之名，以拒真立宪者之请”，肆意欺蒙，阻挠立宪。康有为指出，专制与立宪是有根本区别的。“专制主之君，立宪公之民；专制家天下，立宪公天下”；“专制之政举国决于数人，一君总裁于上，数相奔走于下耳。立宪之政，则全国人民公议而公任之。”全国人民公议、公任国事的体现就要召开国会，保证立法公于庶民[43]。他说:“议院者，合一国之民心，举一国之贤才，而议定一国之政，诚官制之第一本原也。”[44]因此，“真欲救国，必先立宪，真欲立宪，必先开国会。”“居今而谋救国之方，待强敌之策，安边防之道，舍国会无他术也。”[45]

康有为认为，要实行真正的宪政，必须改革现有的官僚机构并推行地方自治。他指出，民为国本。不论君主立宪或民主宪政国家，民众的利益都是最重要的。衡量一个政府优劣的标准，自应以服务民众的能力来判断。同时，处在一个竞争剧烈的世界，亦惟有强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但是，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又是以政治民主为前提的。康有为说:“为治者，官之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变法言治民，吾之变法先言民自治。” [46]他认为，未召开国会之前，首先应实行地方自治，由每一地区民众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乡、县、府、省级的议会；并由推举出的人员，处理本地区的诸如户口调查、道路、公共卫生、学校、灌溉等事务。这样做的结果，将给平民提供问政的机会，提高国民的资格，从而为在全国实行宪政打下稳固的基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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