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是生活更是才华：读《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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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甸甸的是生活更是才华：读《扎根》

，对一场邪恶的、荒诞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兼闹剧，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进入和认识，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忆、表现与批判，很长时间内都是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有不少的作家作品在这方面作过艰辛地尝试，如“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简单地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其中声誉卓著而大获成功的有《芙蓉镇》，但是如果仔细推敲，便不难发现作者在创作中沿用的仍是“文革”中“高大全”“红光亮”的那一路创作手法，只不过把专政者和专政对象的位置进行了掉换，被迫害、被管制的“破鞋”和支书成了遇难的灰姑娘，而工作队长则成了十恶不赦的后娘而已；再如以所谓“青春无悔”为主调的“知青文学”，往往于不知不觉中奏出一曲“上山下乡”“改天换地”的颂歌，从逻辑上导向了历史的反面，更是为世人所不可理解。这些尝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时代过去之后，受到那个时代深重影响与严重局限的作家们，其创作理念是如何难以脱离其樊篱。“打政治牌”似乎是近年来首先在移居海外的一些作家、艺术家中流行起来的，并且具有正在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文化时尚的趋向。对于这种流行时尚的“政治上正确”与否，我姑且不想作更多的评论，但是对这种建立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基础或曰大背景之下的，以满足所谓自由世界人们对“铁幕”内的好奇心为前提的“政治牌”，除却其意识形态的功能，究竟具有多少文学的、艺术的价值，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殷鉴未远，前苏联的一些持不同政见作家和艺术家，其艺术生命和艺术地位在解体之后的一蹶不振与一落千丈，当是一个极好的参照。我没有与韩东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可是从《扎根》的文本中不难看出，他并不屑于如“政治波普”式地简单搬用“文革”符号博取侥幸成功，也没有受到“打政治牌”的不良影响，他是一开始就从文化的层面进入，由初级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进而上升到了较为高级的文化批判与人性批判的。《扎根》以“文革”中的政治运动为素材，但是它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冷静的、分析的、特别注意分寸感的文本，这种文本与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写作有着天壤之别，更与漫画式的、浅尝辄止的“波普艺术”有着天壤之别。
　　六
　　由于采用了一种冷静的、分析的文本，就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的产生，即议论文体与概念性文字在小说中的运用问题。毋庸讳言，我是不主张在小说中运用此方法的，我从来都认为小说还是要以形象说话，以丰满生动的细节说话；但我同时也认为此方法未尝不可以在小说中运用，假如运用得当也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伟大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就大量运用了这种方法，对此当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此而诟病托翁的从来就不乏其人。可是我每次读完《战争与和平》之后，掩卷深思，托翁除此之外似乎也再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所思，因为托翁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只当成一个津津乐道于“叙事圈套”的小说家，小说这种载体无非也就是他借用来表述自己的人生见地与宗教观念的一个容器，一旦这个容器装载不下他那深邃博大的思想，他当然就要膨胀出去，不知不觉中竟然成为了一种所谓“跨文体写作”的先驱。读了《扎根》以后，我同样发现对其中许多观念性的事物，也确实找不到更好的处理方法，并且其中有许多内容还是十分重要因而无可回避的，甚至在用议论文体作了解析以后仍然不足以说明问题，因此才在小说末尾再附上一个“《扎根》小词典”，以补意犹未尽之憾。此种文体及处理方式，是否有悖于“言在意外”“得意忘形”等传统美学的旨趣，利弊得失，孰轻孰重，估计一时还很难拿出结论，也许从来就不会有个定评。
　　七
　　在当今世界的所谓多元文化格局中，离开了本土文化的文学艺术创作，可以说什么都不是，这一点已经逐渐成为愈来愈多的中国作家、艺术家们的一种共识，因此“打中国牌”也日益成为大家的一种共同文化策略，并作为一种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相抗衡的有效手段。除了处于此种文化大环境下的不得已，韩东在写作中的“打中国牌”，似乎更多地出于他自己的一种个性爱好与审美趣味，因为这种追求早就一以贯之于他的全部写作包括诗歌、小说及文论之中，已经成为一种气场，难以形容，不可捉摸，然而却是无所不在。《扎根》和韩东已往的小说创作一样，基本上采用难度极高的白描手法，文字与情绪的控制都极为精简而内敛，没有丝毫的铺张与夸张，甚至连一处过火的情节与细节都看不到，所有的描写都极为克制，可以写到十二分的往往只写到七、八分，通篇显露出一种含蓄的、冷峻的小说品质，而这种品质当然是由特定的题材内容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所决定，韩东在这一点上的把握极为准确，因此也就赋予了《扎根》以难得的历史感与真实感。已往有不少作家、艺术家因为认识上的偏差，在驾驭类似题材时常常陷入思想的误区，如王朔、刘恒与姜文等人，就曾经都把“文革”作为一个盛大的节日甚至一场摇滚音乐会来处理，因而从本质上走向了艺术的反面，走向了谎言与强权。从整体上把握住了《扎根》的艺术品质，再来仔细品味其中的各种艺术手法，就不难发现字里行间韩东式冷幽默的精彩纷呈与鞭辟入里。小说一开篇写老陶率领全家下放三余前，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画圆圈；直到小说结尾写老陶死在三余真正扎根在三余，小陶及其朋友去老陶的墓冢凭吊，小陶的朋友点了一支烟放在老陶的墓冢上，说“老爷子的烟瘾还挺大”，始终都是不动声色，既不滥情更不煽情的，然而却都让人忍俊不禁又心酸不已，言外之旨早已超出象外。抛开《扎根》在小说艺术上的成就不说，作为对上个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一个特定阶层和一个特定事件的记录文本，它的标志性意义也是不容置疑的，它注定将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障碍。
　　2003.4.28，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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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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