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尔

    文学创作是个体手工劳动，作家本不存在一个地域共同体，如果作家能够偶然跳出他所生存的地域，就像博尔赫斯跳出了阿根廷，吕新跳出了山西省一样，那他们肯定就是成功和幸运的作家。但是，地方对个人的一些决定性作用，并不是任何作家都能够摆脱的，很多作家实际上不得不在某一个区域文化之内进行他的创作，所以我们有了山西文学，广西文学，京派和海派等地域性文学概念。
    文学的地域性具有根系的作用，它能部分地决定作家的创作特色，文学含义和成长高度。这一点对于山西作家来说，似乎更为明显。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可能不够全面的观察和感受。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山西作家的群体性特征表现为：第一，对于乡土的共同性想象；第二，对于城市化进程的缺乏敏感，甚至抵触；第三，对于当代和古代政治文化的混同，或者可以说是自觉地将二者加以统一。这是我感觉到的山西文学的三个特点。
    如果山西作家中哪一位能够越出这三点，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电影导演贾樟柯，贾樟柯从北京回望山西，敏锐地把握住了山西这块土地上的城市化进程，从而突破了山西文学界对于乡土山西的共同想象，也同时透视出政治和道德伦理在新时代产生的巨大裂缝。这些裂缝是如此的巨大，它足以成为小偷和走穴演员们的生存之地。
    所以，山西文学这个概念如果真的存在的话，那它是一个基础和一个局限，是作家们的出发之地和超越对象。最近女作家葛水平的创作有了起色，我想在此考察一下，葛水平的小说是否做出了真正的超越，在哪一点上取得了超越。
    我想以《甩鞭》为例来谈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处女作《甩鞭》仍是水平最好的小说。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同时我认为，一部成功的处女作一定是作家少有技术干扰，最为激情和本真的表达，因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是作家进行自我超越的一个对象。《甩鞭》写的是女人王引兰的婚嫁故事。王引兰本是城里大户人家李府的丫环，因为与李家老爷有了私情，呆不住了，被迫偷嫁给了给李府送木炭的麻五，成了乡下富户麻五的小妾，后来麻五的正房死了，王引兰从小妾转为正房，再后来麻五在土改中被斗死，王引兰改嫁给光棍汉李三有，不久李三有也死了，王引兰只好回到老屋，受以前长工铁孩的照顾。铁孩实际早就钟情于王引兰，这时候就只等着把多年的生米做成熟饭了。但是事情的真相最终暴露了：是铁孩害死了麻五和李三有，为的是最终得到王引兰。得知真相后的王引兰把刀插进了铁孩身体的缝隙里。这就是整个的故事。
    这显然是一个爱情故事，虽然这个爱情故事是由一些政治的历史的符码编织而成的，这些政治历史符码就是：地主，妻妾，丫环，长工等等，但它仍然只是一个爱情故事，不具有对政治历史话语的解构意图。作为一个爱情故事来看，它几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能还落入了俗套，并且存在情节设置上值得推敲的地方。但是，在老套的故事之上，也可以产生出一篇新颖的小说，这是因为现代小说除了是一个故事，同时还是一种文体。小说文体是衍生于小说故事枝干上的纹理。这纹理如果足够美丽，读者就可以对故事的可疑之处视而不见。《甩鞭》的文体特征来自于女性意识与乡土家园之间的审美关系。小说里有一处情节需要特别提出，那就是自从麻五从城里李府偷回了丫环王引兰，他就再不敢到城里去，他放弃了他的木炭生意，表面上他是怕李府的人把他打死，实际上是因为有了一个好女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幸福完全可以在封闭的田园里进行自生产，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被切断了，一切的美只存在于田园之中，存在于从城里来到乡下的美丽丫环的灵魂里。甩鞭的声音如春雷乍响，可以唤醒女人生命中的春天。王引兰非要让麻五买下一块地种油菜，为的是在春天让她看油菜花开。这样，在女人对男人的支配之下，地主与土地的关系居然变成了一种美的贸易。这应该不会是当时历史中的真实图景。这是女性作者自身愿望的一种投射。
    女作者的审美意愿不仅支配了小说里的男人无条件服从女人，而且支配了小说文体。整篇小说散发出土地的静谧的馨香和广大的情欲，男人只是土地上的生物之一种，他们隶属于土地，而女性情欲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既包容了土地也包容了土地上的男人。所以，这篇小说表现了女性情欲的两个方面，对男人的情欲和对土地的情欲。
    这和男性作者的爱情小说的不同在于，女性在男性小说中表现为欲望容纳之地，表现为不可穷尽的绵绵不断的情欲之乡，而土地在男性意识中并不作为欲望的对象，它更多地只表现为一种思想的家园，因此它的美是对象的美，而非美的本体。在男性意识中，女性的身体已经成为了男性的欲望家园，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真正的家园已经丧失的时代更是如此。女性的身体成为替代性的土地家园。因为她不是真正的家园，因此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占有她，才能证明家园的存在，实际上被证明的只是虚无而已。这就是当代男性的空虚所在，以及当代爱情的特征之一。而女性对男权的反抗，实际上其范围也是非常狭小的，因为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普遍推进，以及目前世界的强劲的全球化进程，与男性强行插入女体的过程具有同构的性质，这是女性无法从根本上加以对抗的。因此，要求独立的女性，痛苦的女性意识，试图摆脱仅为男性欲望对象地位的女性，在远望雾霭重重的山峦，在回忆林木丰茂的家乡时，很容易产生一种沸腾的依恋之情，和激情的献身欲望——实际上我怀疑这是一种无可献身的剧烈的绝望之情。
    这就是《甩鞭》这篇历史爱情小说不同于其他同类小说的地方。为了摆脱其对象性依附地位，女性意识的对抗策略往往是选择一个更大的依附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国家权力，可以是跨国资本，可以是小资情调和流行时尚，也可以是女性的身体本身，所有上述依附对象都是理性化和制度化的。女性作为柔弱而美的生物很少有重回田野之中和山岗之上的愿望，因为她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她只能通过婚嫁的形式达成美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丫环王引兰只有嫁给麻五，才能观赏到油菜花开的春天的景致，而在爱情只构成了伤害的时候，甩鞭的声音再也唤不回她生命中的春天了。土地最终只是虚幻的家园，因为爱情是短暂的。
    土地和情爱的双重变奏并不能解决“女性主义”的当代困境。《甩鞭》的野性美是一种退守的激情，它客观上成为女性意识对于男性想象共同体的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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