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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作家不要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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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将近年尾，我们的作家张天翼、艾无、周立波提出了降低稿费的倡议。这是古今中外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随之一些作家进一步提出了完全取消稿费的提议。不论这个提议应否立即实行，倡议者的精神现在看来真是只得尊敬，因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风格。（自来只听说作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提议增加稿费的，但是提议降稿费却未之闻也，这又是我们国家大跃进时代的奇迹之一）。要问它的原因何在？自然是生产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和由之而来的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提高的结果。
1958年这一年可说是万紫千红。这一年我们工人提出了：取消工资制，不要让它成为我们大跃进的绊脚石。工人说：“难道我们的生产大跃进是为了钞票吗？”我们的农民都把吃饭的家舍扔到火炉里了。农民说：“难道我们种地是为了肚子吗？”我们的作家因此也跟着发问：“难道我们的写作是为了稿费吗？”如此这般发问，我们的人民就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深刻精髓。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忙忙碌碌，疲于奔命，不管是嘻嘻哈哈还是打打闹闹，不外是为了一个字，钱。五千年文明所释放出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无非是经济基础不稳定，不稳定导致了人心无底。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经验：人类进化到今天，许多毛病都可以改掉，就是一个字改不掉，贪。1958年我们的作家极力鼓吹取掉稿费的好处，这无疑是在打自己的脸。
我们国家一贯以来是以“按劳取酬”作为个人利益的护符。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作家写出作品，当然应该得稿费，没有稿费谁还会写出作品？但是1958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让我们从另一方面认识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不是说吗：“……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哥达纲领批判》）。为什么说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因为“按劳取酬”还没有超出商品交换的范畴。一个人劳动时就想到要索取报酬，不论他所要求的份额并不过高，这种劳动的态度就不能算是共产主义的。因为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劳动态度，有酬才有劳，无酬就不劳，多劳多酬，少酬就不多劳，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商品交换的平等关系，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有什么不确当呢？我们1958年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就是不记报酬的，是无条件的，是自愿的，我们的作家只有“具备更丰富的共产主义思想情感，道德品质，然后才能写出含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去教育人，否则就理解不了生动的共产主义的现实和丰富的共产主义理想。”
这一年我们的作家老舍先生在他的《读报笔记一则》中最后一段写下了：“创造共产主义的新文学作品！让咱们干吧，一边干一边唱吧！我们是共产主义大熔炉里炼出来的钢铁啊！”这之后不久老舍先生从共产主义的大熔炉里跳进水中在也不想走出来。对于中国作家一生不可松懈的创作，要深入进去有时候恐怕不那么容易。我们的作家在直抵精神的同时，也在直抵我们政治的爱好，以至于要将文章排列成为它不是文字而是自己身上生长出来的共产主义理想。
这就是我们作家骨头缝里暗藏着的一股“红色情怀”。其不知共产主义也是一柄双刃剑，社会的统治架构其是文艺的更大跃进能够牵系的。1958年我们的汉字可说是已经失却了原意，我们的人民齐心合力奔共产，我们的作家也在套用马列主义的精癖论段，列宁说：“共产主义的劳动，从比较狭窄的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而我们的社会将要在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式下，大踏步的迈进共产主义了，我们的作家不能仅偏重在反映社会现实这一方面，而疏忽了还要表达推动现实社会飞跃发展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的萌芽是需要我们的文艺来催生的呀，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民不仅看到了社会主义而且感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前兆，而我们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要做的准备条件，就需要我们的作家首先具有更多更丰富的共产主义思想情感，能体现这一情感的目前问题就是：“我们的写作是为了稿费吗！”主张稿费要提高，低了不利于刺激创作的人，注定是不能走进共产主义作家的队伍的。
1958年，我们的作家不能够依据常识行事，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职业习惯。也许是一种欲望热情的主动激励，这种情形，并不像生物体的进化那样，无人可以逃避，而是因人而异，我们没有必要去探究。人生就像一场戏要求几个唱主角的来操纵社会的发展，而我们只是其麾下一部分赢弱的士兵，当共产主义真的到来时，怕的是我们的目标早已不知所终了。然而，对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降低稿费成为共产主义作家”重要的不是认识到，而是真实的行动：
我们几个刊物，响应上海、北京的报刊、出版社和许多作家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倡议，为了逐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报酬是的差别悬殊。更高地发扬文艺工作者的共产主义精神，决定自10月份起将我们的稿酬标准降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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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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