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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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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之忧乐。又如富弼，年轻时即被范仲淹誉为“王佐才也”，政治上也是范仲淹的积极追随者。庆历时出使辽国，“以死拒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后又与范仲淹共同主持“庆历新政”，其为人“好善嫉恶”，耿直坚强。
宋仁宗朝士风，可以范仲淹上《百官图》被贬时朝臣的表现为例。当时，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宋仁宗听信其言，“治朋党方急”。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却毫不畏惧，为范仲淹抗辩，说：“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请追改前命。”余靖因此被贬，监筠州酒税。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就此自求贬谪，说：“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又说：“况余靖素与仲淹分疏，犹以朋党得罪，臣不可幸于苟免。”于是，尹洙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当时，右司谏高若讷认为朝廷贬谪范仲淹的举措得当，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为此事写信给高若讷，痛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耳”5。欧阳修于是贬官夷陵县令。“西京留守推官仙游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传于时。‘四贤’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讷也。泗州通判陈恢寻上章，乞根究作诗者罪。左司谏韩琦劾恢越职希恩，宜重行贬黜，庶绝奸谀，不报，而襄事亦寝。”而后，光禄寺主簿苏舜钦继续为此事上疏宋仁宗，说“臣睹丁亥诏书，戒越职言事，播告四方，无不惊惑，往往窃议”，要求宋仁宗“发德音，寝前诏，勤于采纳”。
从当时诸多朝廷官员的表现来看，不畏权势、正直磊落已经成为士大夫的一种群体行为，宋仁宗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予以默认。所以，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才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究。庆历年间，范仲淹等大臣敢为天下先，再度推动朝政革新，一时间朝廷面貌焕然一新。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歌颂之，诗歌传颂全国。苏轼于元祐四年四月作《范文正公文集叙》，回忆说：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6
宋仁宗朝以范仲淹为代表的群臣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苏轼的记载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后代士大夫更是对范仲淹拳拳服膺。南宋名臣王十朋说：“先忧后乐不为身，上与夔离相等伦。”7又说：“理郡端如理乱丝，范公往矣欲谁师？”7明代名臣高启站在后人的角度评价且推崇说：“有宋名臣谁第一？公为国家真辅翼。丰功茂烈何煌煌？信与日月争辉赫。”8
综上所述，范仲淹等士大夫的大声呼吁和亲身践履，影响深远，改变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好友韩琦评价范仲淹说：“竭忠尽瘁，知无不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9南宋陈傅良说：“范子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10宋代士大夫对国计民生关切的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苏轼入仕之初，向宋仁宗上《进策》25篇，提出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案。苏辙应制策之试，极言直谏。这种对现实政治的热情，正是王安石积极从事变法革新的社会思想基础。王安石是这样理解儒家精神的：“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11这一切，完全是对范仲淹“先忧后乐”精神的继续，范仲淹也因此成为古代士大夫的楷模。
参考文献
参见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A.宋代文史考论C.北京：中华书局，2002.255-272.
吴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81.
3祝穆.方舆胜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5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2.
7王十朋.梅溪后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高启.高青丘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韩琦.安阳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陈傅良.止斋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王安石.临川文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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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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