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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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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唯一可以信赖的政治集团托以重任，他们的处境自然会有很大的改观，具体地落实为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措施。
第一，以文抑武。宋初，朝廷面临的第一大问题是武人为非作歹，不顾国家法纪，势力恶性膨胀。这些武人往往缺乏文化教养，为官素质极差，宋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他认为，最次的文臣也要优于武臣，所以他一再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宋代开国帝王对武人深具警惕之心，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充分信任文人士大夫，在各种岗位上委以重任，甚至军事首脑枢密院长官也由文人士大夫充任。
宋仁宗时，曾用武将王德用为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苏仪甫密疏以为卫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舆论又认为他“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台谏议论纷纷。宝元二年五月，王德用终于因此被罢职。北宋另一位名将狄青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狄青因战功赫赫，皇祐四年六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台谏即纷纷表示反对，言狄青“出兵伍为执政，本朝所无”，这样的任命“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丧乱之政”等，宋仁宗仍执意用之。次年五月，狄青因平岭南之功，宋仁宗欲用其为枢密使，遭到了以宰相庞籍为首的大臣们更激烈的反对。宋仁宗的意志虽然得以贯彻，反对的意见却一直未断绝，以至谣言四起，说狄青“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狄青“家犬生角”；狄青得京城百姓爱戴，“青每出，辄聚观之，至雍路不得行”；狄青避水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等等。嘉祐元年八月，狄青终于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排挤出枢密院。北宋蔡襄总结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
第二，尊崇文人士大夫。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国，便有一系列尊崇文人士大夫的措施出台。首先，宋代统治者改革科举制度，拓宽文人的发展道路。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大量增加，宋真宗时一次录取竟达1638人之多，宋仁宗时又规定一次录取以400人为限。而且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者均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进士及第，即释褐授官，升迁极快。其次，宋代统治者宽厚待士。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北宋没有诛杀大臣之事；南宋权力之争复杂化，出现权臣独断、宫廷政变等白刃化的权力争夺事件，然诛杀大臣之事极少发生。宋代还将有才华的文学之士选入馆阁，侍奉于皇帝左右，“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议论，点校雠，得之为荣”。再次，宋代统治者所依靠的主要是位于权力核心的中枢大臣，因此，这些大臣的俸禄十分丰厚，为官收入名目繁多，有正俸，加俸，职田等，后人因此有“宋制禄之厚”、“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之说。
宋代帝王对文人士大夫寄予的重望，对读书的崇尚，以及对武人的防范，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也改变了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气质。宋代士风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下实现的。
二、范仲淹“修身”的品德追求和实践
范仲淹是忠实的儒家信徒。儒家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礼记·大学》要求人人“皆以修身为本”，《礼记·中庸》同样强调“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因此，范仲淹最重视个人品德修养。从道德自我完善的“修身”角度出发，范仲淹标举儒家圣贤为自己的行为典范。景祐三年，范仲淹因直谏被贬饶州，作《灵鸟赋》，表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无所畏惧态度，文中引为榜样的就是孔子和孟子，云：“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鸣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之气。”他在《蒙以养正赋》中则标举孟子和颜回，云：“至贤者孟子，在养素而弗违；亚圣者颜生，性如愚而有以。”这些儒家前贤有坚定的行为道德准则，且能付诸行动，在逆境中不改素志，范仲淹一生也都是照此去做的。
范仲淹在其诗文中反复强调士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四民诗·士》是专门讨论士人品德的：
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阴阳有变化，其神固不测。祸福有倚伏，循环亦无极。前圣不敢言，小人尔能臆。裨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士是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但当时，士风败坏，“善恶”不辨，圣人之道“日以疏”，以至于“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范仲淹对此有深刻的熟悉、深层的忧虑和愤激的指斥。士风的败坏将导致“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黑白混淆，人们的行为失去准则。“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诸如此类的现象应该给人以充分的警示。世人将士风的堕落“归诸命与天”，以天意来推诿自身的责任，以至于“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范仲淹显然不能赞同。范仲淹此诗意在警戒士人，要求他们“以德为先”，恢复“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士人的要求，当然也是对自己的勉励。
景祐元年六月，范仲淹徙知苏州，回到故乡。苏州有范仲淹先人故居，范仲淹重为修缮，名其西斋为“岁寒堂”，名堂前两颗松树为“君子树”，名松旁小阁为“松风阁”，作《岁寒堂三题》诗。其二《君子树》云：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夭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有声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
范仲淹托物寓意，以松树写自身的品格和志向。松树与“清风”为伴，身姿“夭矫”挺拔；松树不屑“桃李”妖冶的姿色，趋同“兰菊”清纯的品德；在万木摇落凋零的岁寒时节，松树青翠如故，独自面对“天地”的严威酷寒；松树声涛如江河，气势磅礴；松树内心如金璧，坚贞完美。通过这些勾勒，松树之清高脱俗、纯正浑厚、桀骜不驯、坚强刚武等品德跃然纸上，松树是当之无愧的“君子材”。松树的这一切吸引着范仲淹，使他“对之每前席”，时时欲亲近松树。在诗歌的小序中，范仲淹更说：“持松之清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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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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