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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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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化为补天石”是松树的最终用途，更是范仲淹对自己的期望。所有的性格磨砺和道德完善，其终极目标是“补天”。
范仲淹出守睦州时作《严先生祠堂记》，极其推崇东汉严子陵，其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执著于社会政治的现实追求，是坚定的入世者，终其一生，没有改变。所以，他在文章中不是歌颂严子陵的隐逸避世，而是歌颂其不追逐名利的清高品德。正如文中所言：严子陵的作为“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焉”。同时，范仲淹又有《钓台诗》云：“汉包六合罔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严子陵被他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超过东汉开国的所有元勋。范仲淹认为，严子陵爱惜羽毛，品德高尚，不与世俗争夺名利，足为世人垂范。范仲淹从清廉高洁的角度推尊隐士，将他们树为自我品德完善的榜样，他早年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来往，称颂林逋“风俗因君厚”，其出发点是相同的。
范仲淹从“修身”的立场出发，最终要求自己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利国利民。进士中第之前，他的个人愿望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条记载：
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直到64岁去世，范仲淹仕宦经历37年。其间，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外放任职，或者是西北守边，范仲淹始终耿介正直，敢说敢做，恪尽职守，积极有所作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北宋士大夫学习的榜样。范仲淹劝导帝王“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自己则“观民患，不忍自安”，即使是在母丧大悲之际，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
范仲淹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就是这么实践着的。天禧五年，范仲淹调监泰州西溪镇盐仓，任职时建议修复地方海塘，且一度主持工程。堤成，百姓得以安居。时人称颂说：“我思范公，水远堤长！”3天圣七年，范仲淹任秘阁校理，上疏言宋仁宗不应当率百官为皇太后上寿，又请皇太后还政，贬官，出通判河中府。明道二年，范仲淹回京任右司谏，谏废皇后郭氏，贬官，出知睦州。景祐三年，范仲淹权知开封府，上《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用人唯私，贬官饶州。面对这三次贬谪，范仲淹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悔恨，“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康定元年，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这一年，范仲淹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负责西北军事防务。在西北边塞四年，边疆形势转危为安，当地百姓歌颂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庆历三年，范仲淹奉调回京，旋除参知政事，主持“庆历革新”，着手整顿吏治，改革朝政。变革未成，范仲淹历任地方长官职务，报国利民志向不变。庆历六年，范仲淹已经58岁了，时知邓州，在此写成闻名遐迩的《岳阳楼记》，云：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精神，是范仲淹自我品德完善的最高境界，是范仲淹报国利民追求的最完美表现，也是范仲淹一生言行最精炼的总结，更是北宋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最凝练的表达。
三、北宋士大夫精神风貌的演变
范仲淹将一生的实践和追求归纳为“先忧后乐”的原则，标志着宋代士大夫精神新貌的最终形成。
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风衰敝，士大夫少有气节。宋太祖朝士大夫，在五代时大多随时更变主子。如宰相范质，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入宋为相，宋太宗评说其“欠世宗一死”。宋太祖朝名宦陶毂，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毂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其为人“奔竞务进”、“多忌好名”。甚至“更事四姓及契丹”的冯道在北宋初年去世时，“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时论颠倒如此，正是当时士风的真实体现。
北宋士大夫砥砺名节，风气渐变，至宋仁宗朝，新的士风已经形成。这时候的士大夫往往正直敢言，不苟同时俗，遇事争先，积极有为。他们的言行，明显受到范仲淹的影响。范仲淹之所以能在当时士大夫中成为典范性的人物，原因有三。第一，性格刚毅，坚定执著。范仲淹一生都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早年表达为追求“良相”的愿望，晚年归纳为向“古仁人”看齐的人生境界。为了贯彻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范仲淹敢做敢当，不怕触怒权贵与帝王。刚毅坚定的个性表现为仕途上的特立独行，卓然于时俗之上，成为表率。第二，政绩显赫，功在当代。范仲淹一直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落实到现实行为中。无论在什么职位上，他都对国家、社会、朝廷、民众有着突出的贡献。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出将入相”的人生最高理想，在范仲淹身上得到体现，士大夫群体因此以范仲淹为学习的榜样。第三，历任要职，出将入相。由于范仲淹个性独特与才干过人，也由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相对清明，范仲淹得以脱颖而出，在地方或中心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位。甚至在他遭受贬谪的时候，朝廷对他的青睐也依然如故。范仲淹自言“薄责落善地”4（P42）、“谪官却得神仙境”4（P45），便是对朝廷这份善意的领会。到庆历年间，范仲淹已成为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众人效仿的对象。
受范仲淹影响又能身体力行的士大夫，以欧阳修最为突出。欧阳修在仕途上与范仲淹共荣辱，是范仲淹的坚定同道。欧阳修曾多次上书朝廷，推荐范仲淹。欧阳修对范仲淹“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精神有深刻的领会和极高的推崇。范仲淹移知苏州，他写信称其“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5（P983）。欧阳修自己也是“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井在前，触发之不顾”。无论得志在朝还是贬官外邑，欧阳修都以朝廷、百姓忧乐为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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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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