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还访问了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新干线上,车子是那么快,那么稳。至今还有许多人记得邓小平乘坐新干线时的表情,深入思考流露出了他的急迫心情。
很快，农村恢复了创新与繁荣，城市里开始了企业改革，沿海建立了经济特区，通过特区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企业管理以及市场的精神，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人民的收入增加了，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执政党，这个政党完全有能力从“大跃进”的神话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这个执政党完全有能力使人民过上更富裕的生活，并享受更充分的自由。
在这个过程中，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命题。
前一部分，他做到了，并造就了一个中国式的奇迹;而后一部分，成为了现今的中央政府带领人民致力奋斗的目标。
地球村
在西方人眼里,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不仅是对付“苏联帝国”的准盟友,而且1979年后的中国在开放中悄悄变化,和苏联相比,中国几乎是一个天使:允许私人雇工、开小饭馆;允许年轻人跳迪斯科、穿喇叭裤;允许妇女留披肩发、穿高跟鞋和超短裙。
有人这样概括百多年来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自1899年海约翰国务卿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在中国追求的目标可以简单概括为:人员、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也有人称之为“世界的中国大市场之梦”。
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做另一个梦:中国现代化之梦。然而，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不论是全球大市场之梦，还是中国现代化之梦，统统在不间断的内忧外患、混乱动荡和革命战争中破灭了。而到了1978年，邓小平却让两个梦想真正结合在一起。
无疑，邓小平寻找到了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新形式。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他去世,中国改变了与世界隔绝孤立的状况，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变成了开放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地球村中的负责任一员。而这本身就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
邓小平是怎样既坚持意识形态，又超越意识形态的?这是一个至今让人产生浓厚兴趣的话题。
但正如前面提到，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并没有在邓小平时代全部完成。他去世后，中国才加入了世贸组织，才申办成功奥运会，中国人才越来越多地去到世界上，并遭遇前所未有的海外风险。中国要应对反恐、核扩散等新问题。邓小平把中国人带进了一个没有边际的汪洋大海，现在风浪更大了，而我们只能向前游。
光荣退休
随着经济改革推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渐高。邓小平十分清楚，仅仅改革经济体制，而不改革政治体制，则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将会很暗淡。
1980年8月,复出不久的他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深刻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重要问题，这成为后来1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1986年，他对日本客人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其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领导班子年轻化是邓小平极为关心的问题。在他的时代，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被废除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拥戴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已是众望所归，但无论大家怎样劝说，他都执意不担任一把手职务，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实现了全退。
北京政治风波
又一次风口浪尖。1989年春，发生了北京政治风波。
在这场政治风波之前，出现过1986年底的学生闹事事件。那时，邓小平就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他还说，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爆发前夕，邓小平已闻到了某种气息。他多次表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他说:“中国不能乱。”
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他指出，这场风波告诉人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这件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
在国内政治风波平息后不久，国际上又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邓小平提出了一套策略:第一，冷静观察;第二，稳住阵脚;第三，沉着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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