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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多也不过付出八万法郎的现钱，但是可以出售一部分零星的土地：
“光这地产上的葡萄园──按照十年的平均产量来加以正确的估计──就可以担保出产资本的百分之五的利润。如果我们卖掉十亩葡萄田，我们就可以弄到四五万法郎。这么一来，全部购买本钱我们就可以赚回。”
最后结束这封信他用了抒情诗的词藻：
“你还回忆得起在罗瓦尔河中映托出两只小塔楼的小别宫蒙刚杜尔吗？它可以俯瞰整个杜尔兰……”
替他办理交涉的是一位从前学校的同学，但巴尔扎克又觉得这计划似乎太小了，可是又设想了一个理由，他认为地产越大，价钱越是便宜：
“小康之家太多了，因此小地产荒谬的贵。要想干真正的一笔大买卖，你就要选择一块大地产。”
为何不买圣葛拉田别宫呢？这是已经破产的德·方斯丁先生的产业，巴尔扎克也曾为约尔地破产：
“他在圣葛拉田上花费了三十万法郎，但是他告诉我，第一个来客他准备以十五万法郎价格卖出……最后，他的地产总要卖掉的。”
但是德·古斯丁先生可不是巴尔扎克，他的别宫他似乎不想送给别人。
巴尔扎克继续物色，他所寻觅的房子终于在一八四六年秋天找到。这是幸福街的保庄楼，是一座革命之前的十八世纪属于一个富有国家佃农的房屋。他把他所有的奢华的家具，珍贵的瓷器，霍尔拜因和鲁易斯达尔的图画，他的铜烛台等等都搬到这所新居里面。这房子等待着变成巴尔扎克博物馆，他的私人罗佛尔王宫，他技巧的无中生有的创作出艺术杰作的纪念碑。后来高提埃看了这房子后大声惊呼巴尔扎克一定已是百万富翁了，但是巴尔扎克却痛苦地说：“不，朋友，什么时候我也没这么穷过。我对这些奢华的东西不拥有一丝所有权，我的身份只是这公馆的看门人和管理人罢了。”
他并没有立刻住进保庄楼里面。为提防债权人的搜寻，他暂时还住在巴士街的小寓所里面，保守在他的书桌上面。其实我们看起来，真正的巴尔扎克博物院还应该是这所小房子，而不是那满是地毯、铜烛和瓷器的保庄楼。和他们真正的成就相比无足轻重的特点就是最伟大的天才家们也是愿意让人崇拜的，这的确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容置疑的定律。作为这个定律的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巴尔扎克这个奇怪的收藏家。
第六章 伟业者
第一节 对小说的最后告别 在两三个没有间息的年头中，巴尔扎克最少暂时地损失了排除干扰集中全力创造的基本力量。他成了一个收藏家，这并不是从本义来看，而是它的引申义。他不但聚集他那些拿来布置新房子的奢华适宜的家俱，并且他要体验他向来未体验过的生活──跟心爱的女人一起散步，长期的闲逸，在怪异的地方度过恋爱的夜晚，并且不受到她丈夫来自背后的威胁。创作的方式改变了方向，从专一发展一个虚构的图景变为他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寻觅一个愉快的结尾。
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出这种效果来。紧挨着这一篇生活的短章之前几年，他曾出版了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一桩可怕的事》，活生地描绘政治阴谋；用近代的眼光去看性问题，他写了《打水姑娘》，又写了最后的一部，《幻灭》。随着这些卓越作品之后，《妓女盛衰史》问世了，把财政界和文学界联系了起来。芜特冷又回到场景上，早期小说的主旨全结合在一块，变成一个大全景。虽然此书侵入了侦探小说的范围，偶然间渗进一些官僚主义的色彩，但此书却比别的任何书都要成功地处置了巴黎和巴黎社会的精神。但是他却无法完成《农民》。这是试图研究社会问题和城乡斗争的小说。这种城乡斗争在巴黎只被当作股票和市场的一桩事或是一个文学题材，却在乡间保留着原始的形式。并非看不见摸不着，而是每一块看得见大小的土地。巴尔扎克觉得这部书应当是《人间喜剧》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书，他花了好几年的工夫去写。他常常回过来写，甚至于把第一部印了出来，如此地压着他去完成它。但他又不得不放下它。他在写一些无足轻重的作品。小说《柏阿特里克斯》只有开头八章有一些文学价值，痴情主义导致缺少人生的真谛，他又写出一些不重要的作品，如《夫妻生活的悲剧》，其实是他细细地切割了他的旧作《婚姻生理学》，虽然掺杂有一些魔力和机智。《谦虚的米昂》是由德·韩斯迦夫人供给他题材的，（于是此书便题上献词献给她），这个作品若说是有人模仿他写的也未尝不可。其中并没有多少雄健的笔力。他曾说过一个艺术家离开工作不论我久都要花相当的时间来恢复他的手艺。巴尔扎克在寻觅古董时已经忘记他的工作时间太久了。在这段时期的信件中都没找到他提出所要写的书或写书的计划。
他清楚自己的变化。他知道当他放纵自己去“懒洋洋地享受生活”时，他已损失了工作的乐趣和他的手艺。一八四六年一月，他给当时居留在拿破仑的德·韩斯迦夫人写信说：
“我的脑筋不灵活了……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厌腻并烦琐。”
他并未因未能继续《农民》或《小资产阶级》的写作而觉得烦闷。他仅仅为了债务而写作，人们也渐渐地发觉他对艺术失去了兴趣。三月时，他突然放弃了一切，跑到罗马去了。
回巴黎时，他给德·韩斯迦夫人前后连续地写了很多信，依旧地发誓他将怎样地《大规模地写作》。他再次地相信，假如他日夜地工作，“毫无停顿，最多让我们的婚礼推迟两星期而已”却写了三个月的话，他一定能够偿还他所有的债务──现今他只欠六万法郎了。但是其间并未提到艺术的灵感问题。但是，最后，在六月一日他告诉她道：
“这四天来，我筋疲力竭地工作着……”
六月十二日，他又报告说：
“我正计划写《农民》，另外，外构思了一部新短篇小说的布局。”
六月十四日，他竟然能够宣布两部新小说后写作计划了：
“我将着手写这些东西。第一，《可怜的亲戚们的故事》包括《蓬斯好好先生》可占上三四页《人间喜剧》的篇幅，和《从妹贝特》则可以占十六页之多。第二，《一个检察官的罪行》。”
他在两天之前提到的一部短篇小说现在却变成两部短篇小说，可是这两篇短篇小说的深度和广度连他自己也并不清楚。他只想把它们写成短篇小说，却不是长篇小说，他仅仅关心小说的长短，那是说他只关心他的报酬。但是，他以前的野心又突然地萌发了。当他写草稿时，他感觉到小说的潜能，并且创造的快乐又转回到他的身上来。六月十六日，他划明了他的工作范围：
“现在，上帝对我的要求是让我写两三部一流作品，可推翻那种虚伪的文学作品的神明，同时指出我比任何时期都更新鲜，伟大和年轻。《老音乐家》是被恶运所摧残的“可怜的亲戚”，一个心灵纯洁的人物。《从妹贝特》是女性的“可怜的亲戚”，也受到不幸的迫害。她把她的生活消磨在三四所不同的家庭中，并报复了她的所有痛苦。”
当他饶舌于地产的投机，金钱的事情，瓷制的饭具，铁路的股票和别的所有东西以后，又能见到他觉悟过来去创造艺术产品，实在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当然，他依旧固执在他的书稿写出之前便和出版商可怜地谈判他那报酬，但处理好一切之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创作。他保持了旧习惯，把黑夜当成白昼，在他的书札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段参考资格，可以证明他怎样为日常生活激动和分散精力，特别是古董商的代办人到来时，对他的一个烦恼的干扰：
“我愿望打开所有的篮子，快点结束它。我急于知道如何送来这些美丽的物品，它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特别是当我现在被灵感的火光所困扰并不能安睡的特别激动的情况之下。如果我能像今晚一样一点钟起床的话，我希望在星期一写完《老音乐家》。你可以看出来的，我又执行以前的时刻表了。”
这部小说即是巴尔扎克他所讲的很特别的速度完成的，可以发现他在六月二十日用少有的方式批评自己道：“我十分满意我的《老音乐家》。”
以后，我们又可以听说受了伤的图画如何地交给他，或买铜器时上了当，并提到他裁缝和债务。六月二十八日，他放出几年来人们从未从他口中听到的一声雀跃的欢呼：
“亲爱的宝贝！我刚写完一部叫《寄生虫》的书，这是我为《老音乐家》和《蓬斯好好先生》等的书稿作的最后的书名。最少从我看来，这是全部包含整个人心的最简洁的一部作品。它和《杜尔的教士》一样地伟大，一样地读了令人荡气迴肠，甚至更加透彻。我要马上把校样给你寄去，我十分兴奋。
“我现在开始写《从妹贝特》，这是一部冷酷到惊人地步的小说，主要人物用我的母亲，你的姨母罗沙利和德斯保尔特－－发尔摩尔夫人的特点综合而成的。这是属于整套家族的历史的书。”
他和德·韩斯迦夫人早期的非法爱情见证人莉勒黛的命运和他对他母亲的愤怒感觉，都要从《从妹贝特》中反映出来。当他写这部书时，同时又忙于校对《从兄蓬斯》，按他的习惯来讲，校对实际上是重写。商人的急躁加上艺术家的急性子，令他没空去赞颂上帝使他如此一个天才短期内写作了如此伟大的杰作，并去叹息他进步的缓慢：
“现在已经是七月十五日了，嗨！……我全凭我的血和汗来写完《可怜的亲戚们》。包括出书在内，这差不多可以给我带来一万法郎的收入。”
他并没有在规定日期内完稿，直到八月底，虽然一月二十四日那天他不止写了二十四页，但这部书仍未完成。好不容易写完了，校对的辛苦工作又接着开始，他的身体上的正如他自己记载的整个疲劳状态惊动了他的医生：
“不论他或他的任何一个医学同道都难以承认一个人的大脑经得起如此过度的压力。他总是用忧愁的口气重复告诉我如此下来的结果会变成有害的。他看到我花费不仅六周的时间去从事《从妹贝特》的紧张工作时，大为惊惧，他恳求我至少得暂时中止这种‘过度地使用大脑’。他说：‘结果必是一个惨剧。’我的确感觉到我身上有引起不对劲。我聊天时必须得设法寻找字眼，并且有时要费很大的劲。的确是我该休息的时候了。”
九月，还在校正稿子时，他出发到维斯巴登德·韩斯迦夫人那儿换换新鲜空气。因为当年夏季他写出了最伟大的杰出作品，所以他有资格去休息。从他最早的腹稿《可怜的亲戚们》中蜕变出来的两部小说《从妹贝特》和《从兄蓬斯》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他在他的壮年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他的手艺从未如此老道，他的思想从未如此深刻，他的写法也从未如此地尖刻。在长时期的休息之后，他写出了这两部不带任何腻人的痴情色彩或虚假的理想主义的痕迹的两部书。它们反映了实际生活的苦涩，和对于世界的真实认识。他不再片重奢华的表现或外表的成功，他的眼睛上架的彩色眼镜已被抛弃掉了。他已在《幻灭》和《高里奥老佰》中表现出和莎士比亚描写《李尔王》的失望的同样能力，他的最后两部小说都有了《苛里奥兰诺斯》的所有锋芒。
他没有考虑到去迎合读者的口味，站在时代上去创造绝对的价值，他就达到了最伟大的地步了。《从妹贝特》和《从兄蓬斯》取景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巴黎社会倒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其实它可以转到现在的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或美国，移到任何的时代和任何的国家中去，巴尔扎克在此处注重的是基本的感情。他那带有固定观念的人物展示室中由于有了收藏家和痴情的雨洛男爵而更加丰富多彩了。在《妓女盛衰史》中描写了一个富有戏剧因素的妓女铎尔皮尔，在可以让茶花女适合巴黎的超级趣味的堕落少妇以后，他又描绘了一个天生卖淫的，出卖给任何一个来自中产阶级的妇女的巴尔纳夫夫人的肖像。相反地，他创造了一个转移到魔鬼地面上来的莉勒黛，无可比拟的从妹贝特，只羡慕别人却不从生活中吸取健全的享受，给不正当的爱情做中间人去寻找怪异快乐的老处女。“可怜的亲戚们”的惨剧可以从兄蓬斯中（他只有在还保留往昔的光彩时才被宽容）看得出，我们也可以从看房人西保身上看见贪婪的源泉。他也指给我们看一些浪子，他们的目的的即是弄钱，欺骗心地善良的人。这些晚期的小说的紧凑的戏剧性使得早期小说中的芜特冷显得有些过分。这些小说的现实主久，原始感情的分析，感觉的逼真是别的法兰西文学难以超越的。
这是他对他的艺术的伟大告别，从中我们可以衡量《人间喜剧》所能达到的高度，若是他还能有十年或五年的成熟的成就。他在《农民》中表现城乡的最后对立，他不是拿自然简单的儿童居住的卢梭式芬香的风景区，而是拿反映巴黎实情的方式去表现农民的实际状况。他在《战争》和其他军旅生活中的故事中描写战争的残酷，来和他在《乡下医生》中对拿破仑的颂词相比较。他在《一桩可怕的事情》中超越所有历史传说的观念，假如命运可怜他的话，他将会去完成描绘学术界，外交界，戏剧界和政界的图景。他在一八四五年开列的书单中有五十部他未来得及完成。戏剧方面，他曾效法拙劣的模型，并发现他陷入了俗戏的沼泽中，最终他站在结实的土地上。后改称《梅尔迦特的阴谋家》是一部描写债务人胜过债权人的剧本，这是他首部戏剧作品。这部剧本的成功没有后来的任何一部可以比得上。他的力量聚集在巅峰上，他感到他在戏剧主面也和在小说方面对他这个天才来讲所负的责任。但是，不管精神或是肉体，他都需要一个终止。他感觉到他有必要再一次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完全地，治疗地休息。这是他的正当权力，于是他离开巴黎，旅行到千山万水之外的乌克兰，到维埃曹尼亚，到德·韩斯迦夫人那儿去──正像他自己说的，横跨了四分之一的地球。
第二节 乌克兰的冬天 一八四六年秋，巴尔扎克好像终于走进他渴望休息的港湾中一段时间。德·韩斯迦夫人再也不能推避他们的婚礼了。她曾坚地地说除了她可爱的女儿安稳地结了婚之后，不会想到自己的婚姻的；但女儿的新婚大礼已在十月十三在维斯巴登举行过。巴尔扎克亲自参加盛典，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他的预先计谋搞得很漂亮，他冒称和请求十字勋级会的裁定一起请求，自己弄到了公民结婚所需的个人文件，又广为准备，要让他的婚礼在梅野秘密举行，他和德·韩斯迦夫人在那儿好像都没有熟人。他接触的梅冶市长了解他的计划，婚礼尽量地不公开，只在法兰西有效的公民结婚仪式在市政厅中黑漆漆的屋顶之下举行。两位见证人，医生拿克迦尔的儿子和他的另一位朋友，得从巴黎赶来，但德·韩斯迦夫人必须留在德意志的国土萨尔布律肯直到指定的日子的夜里才可来到梅冶。以后他们可以在德意志补办宗教仪式。巴士的牧师或梅冶的主教可以为他们来举行婚礼。如此复杂步骤的目的便是避免他们的结婚消息传入俄罗斯官府的耳朵中。巴尔扎克要求她立即同意：
“我正等待你的下一次来信。每在的每一个钟头我都只在你身上活着。这句话包含着双重的意义。”
因为婚礼前好几周他们在意大利一起渡过的日子并不是没有结果，环境也加重了迫切的必要。虽然德·韩斯迦夫人又是四十五岁的女人了，却仍然怀了孕。巴尔扎克的早熟的乐观天性令他相信这肯定是一个男孩，他并且决定为这个孩子取名：奥瑙利·维克多。
但是，德·韩斯迦夫人仍打不定主意。她克服不了不愿离开女儿的心情，她没有去参加婚礼，反而陪那对新妇夫妇去度蜜月。巴尔扎克只好把他费尽努力搞到的文件放进皮包，放弃了巧妙安排的秘密婚礼计划，回到巴黎。他该去校改《从妹贝特》和《从兄蓬斯》的稿样了。不论别人对于德·韩斯迦夫人是否真地爱上了巴尔扎克的问题有何意见，最终必须下定决心的话，不论是女儿安娜或她自己的婚事丝毫不会影响她们母女间的亲切关系。她们都用一种冷淡，甚至于轻蔑的目光对待丈夫或者情人。
第二年二月，德·韩斯迦夫人决定去巴黎，巴尔扎克必须去福尔巴哈迎接她。只须她请他去陪她，他必须服从。他的工作可以等他。无论她在何处，他总是抛下一切，急匆匆地跑去见她。她只要向他示意，他就得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去，不耐烦地屈指计算他的每一分钟，日夜消磨在急驰的邮车中，一直到他见到她的时候为止。
她第二次居住在巴黎并非是无人知晓的秘密。她的孩子不是小产，就是生下不久就死掉了。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是不太清楚这件事的。孩子是个女婴。但巴尔扎克带着做父亲的天真粗鲁，写信说他的悲哀已经平息了：
“我渴望得到一个奥瑙利·维克多。一个维克多绝不会舍弃他的母亲。他可以陪我们二十五年，我们可以希望彼此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就这么多。”
但是德·韩斯迦夫人并没有准备好去出海。不断地她找出很多借口拖延时日，以致于让我们认为她对他的认识越亲切，她更加不愿那里入这样无可挽救的结合中去。这次，她说她必须回去维埃曹尼亚去顾她的事情，而他也十分顺从地陪她去福尔巴哈。接着，他便又一次地坐在他巴黎的书桌边工作了。
他希望稍为晚些时间再陪她去。只要他完成《农民》，再写一出剧本，让他可以偿清他欠老朋友维斯冈底夫妇的一万五千法郎的债务，但是健康的破坏使他停了下来。他的医生曾警告他不要过度工作，他的自信失去了，他的编辑和出版商也渐渐感到不安。《新闻报》编辑基拉丁曾两次在报纸上用分段连载的方式去刊印《农民》，他相信巴尔扎克的在全巴黎闻名的工作能力。巴尔扎克从未让出版商或编辑陷入困境，即使到了最没办法的时候，他也总有一些东西去代替他的文稿。当基拉尔丁坚持要拿得整个稿件才同意第三次登布这篇小说时，他可说是到绝境了，生平中第一次他投降了。第一次他放下笔说道：“我不能够！”为了自欺欺人，他设法找到足够的金钱去偿还他从基拉尔丁手中拿到的预支。这是赎身钱，赎回自由让他可以去维埃曹尼亚，从那里带回他的新娘进入新房。
为了排除这目前的唯一困难，他必须和他十分厌恶的母亲和解。虽然他在书信中说到他的母亲最为刻薄，但是这位七十岁高龄的女人却时当他离家时给他依靠，并替他看守珍贵财产的唯一人物，就像他在逃离卡西尼街的家时曾托她照应一切一样。她是一个严厉的管家，只要他需要什么去信托，他便求助于他的母亲。他给她留下的指示念起来就像一段小说的摘要，十分古怪。他说她随时都会恐吓仆人们，说是德·巴尔扎克先生过两三天便会回来。每个礼拜都这样做。“这可以有益于叫他们做事敏捷麻利。”她必须瞪着眼睛，盯着贮藏他的所有财宝的“小房子”。因为，正像他给他妹妹信中所写到的：
“德·韩斯迦夫人十分关心这储存有很多宝贝的屋子。这是花了六年的时间聚集起来的。那里也许会发生抢劫或其他的什么不幸的事。”
在这种时候，他清楚地知道只有他母亲才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在他所有的事托付给她之后，他便出发去乌克兰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当时去维埃曹尼亚去旅行对他来说简直是一次探险。
“我横跨了地球的四分之一。假如我多走了一倍这么远的路，我将发现我自己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了。”
平常的旅行至少需要两个星期的工夫，但巴尔扎克一直不间断地走，仅用了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便到达了目的地。因为通知的信过了十天之后才到达维埃曹尼亚，所以他的突然出现是别人没有料到的。
他的第一个感觉便是万分的快乐。他的热情总是容易燃烧的。可是除了外表财富的标记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吸引他的注意力。德·韩斯迦夫人的富庶是不用怀疑的。现在他已亲眼看到他的朋友的王公一般的华丽生活了。千千万万的巨厦在他眼中简直可以和罗浮官相比美了。地产不是平常的地产，简直和法兰西的一个省份一样大小。他羡慕乌克兰的富饶的土地（不用施肥便可种植五谷），德·韩斯迦夫人一家所拥有的一大群仆从和广大的森林。巴尔扎克看到这一切后十分快乐地描写那些仆人：
“走到一个人的跟前，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在地上磕两三个头，吻别人的脚。只有在东方，他们才知道卑躬屈膝的真正涵义。只有在那儿，‘权力’二字才有真正的解释。”
他注视过分丰富的瓷器和银器，并觉得这些被如此奢华的东西所包围的人物对什么东西都毫不在意。他们的祖先曾领有过法兰西一半大的土地。梅尼齐伯爵地产上的农奴不止四千个，但若要垦植他整个土地的话，则需要十倍的数目。贵族地主的生活就和自然界一样地丰富而奢侈。这符合巴尔扎克梦想中的生活规模，他在德·韩斯迦夫人家中就和在自己家中的感觉一样。
生平中第一次他不用为金钱发愁。人爱提供给他所有的东西──住房，膳食，仆人，车辆，马匹和书籍。没有债权人来这里搅乱他清静的生活，人家也给他转来少量的书信。但一个人总不能把自己的皮脱掉，他很难不用金钱的眼光来思索。就像一个谱曲的人把感情转化成音乐一样，他也把他所看见的一切归入经济中去计算。他还保留着死也改不掉的投机者的品性。即使在到达维埃曹尼亚，在地产里的森林中穿行时，他便用经济的眼光去看这些森林的主人会获多少的利益。他忘却了以前暴富计划的失败，便马上向梅尼齐伯爵交上一份开发无穷的木材使之变为金钱的计划。那时，国境上正在修建一条不久便可把俄罗斯和法兰西连接起来的铁路。他不厌其烦地拿起笔在纸上画出了一条连接罗埃曹尼亚的森林和法兰西锯木厂的线：
“现在法兰西急需大量的橡木去制造铁路的枕木，但却没有着落。我知道橡木的价格会加一倍，一方面是建筑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细木工匠的需要。”
接着，他便开始计算损失和利润。他必须考虑从葛拉高到布隆迪的运费。从葛拉高开始便有铁路一直通往巴黎，虽然其中有很多中断的地方，由于阿尔伯河在马格德堡或莱茵河在科隆都未造好铁桥。因此乌克兰的枕木必须设法渡过这两条河。“六万株大木头的运输并非一桩小事，”会增加很多的运费，但他们可以去说明铁路公司的经理去减少运费，可以努力使银行家们注意他们的计划，如果他们证明这对他们是有利的话。即使每一株仅有五法郎的利润的话，即使扣除一切费用以后，他们仍可净挣几十万法郎。“这件事值得考虑。”
也许我们用不着记载他投机天才的最后一个苗头胎死腹中的情况了。
在维埃曹尼亚渡过的几个月时间中，巴尔扎克放纵自己去享受。在他叙述他和女人们同去基辅的一段文字中，他告诉我们他怎样在乌克兰的首都受到人们的注意。那儿有一个俄罗斯富人，每星期都点烛焚香祈祷，并答应送德·韩斯迦夫人的仆人们一大笔礼物，假如他们通知巴尔扎克何时有意回去，让他有机会见到这伟大的作家，在房子中，别人分给他使用的是：
“一个幽静雅致的房子，带有一个书房，一个客厅，一间卧房，书房刷着粉红色的灰水，其中有超级地毯，一只壁炉，舒适的家具。窗户用透明的大玻璃板做成，我能够从四处见到风景。”
他计划再去高加索和克里米亚进行长途旅行，但却不幸没有成行。在工作上，他实际上没有写出一个字。由于他得陪德·韩斯迦夫人，他已经变成她的女儿和女婿的“玩艺儿”，能够帮助他们解闷的滑稽伙伴，在最后的几年中，他总不能安心地坐下来严肃地写作。和马尔冈夫妇与卡罗夫妇在一起时，除了他要陪他们以外，大家总因为他的天才而敬重他，不侵占他的时间，总让他自由。所以那时他住他们家中，他总能够写作。但在维埃曹尼亚，情况则大不相同了。在这些从未动过手指来生存的懒惰腐败的女人身边，空气之中总有某此东西使他难以集中精力创作。
正月的时候，俄罗斯的酷冬使地上冻到二十八度时，他突然动身回了巴黎，大概是为了贴补铁路股票跌价的亏空的缘故。可能他对他的新房子有点放心不下了。不用说德·韩斯迦夫人肯定是让他一个人走了。他并没有提到订婚或结婚之类的事了。她的犹豫似乎因为更加了解他而有所增长。她可以在无忧无虑的乌克兰平静地生活着、也许她得出了结论，知道和一个她清楚了解的有着夸张的生活方式和赌博本能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将难以在巴黎寻找到平静的生涯了。她于是没有多少犹豫便让他这样一个带着病的人回去，仅仅在告别时，在他肩上披上一件御寒的俄罗斯厚皮衣。
不论巴尔扎克离家多长或多久才回来，他总习惯于在没进家门之前得到新的困难的消息。这次也不例外，不过这次的困难并非他自己惹出来的。他好不容易才踏上法兰西的土地，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便爆发了。君主政权被推翻，由于他曾公开发表过正统派保王党的意见，所以他任何投身政治生涯的机会随着君主政权一同失踪了。他的确曾在三月十八日的《宪政报》上假如别人要求的话，他将准备当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但他却没受到正式邀请。唯一肯把巴尔扎克的姓名列入候选人名单的巴黎的政治派别就只有“兄弟会”组织，条件则是他必须坦白他的政治信仰。但就对于这个条件他骄傲拒绝了，说是要选他去议院当代表的人们应当已从他的全集中归纳得出他的政治信仰。他有个典型的性格，即当他写作时，他总是非常清晰地看出将会发生的社会变化，并且十分精细地描写这个变化的不可避免的环境，即使在政局变动时，他却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的地位上，就像在企业方面总是这样的失败一样。
令他失望的事接连而来。戏院并不对他比以前更厚恩，他的铁路股票又跌价了。虽然他未如约地交出他的剧《迦太琳和彼得》，但是他却从俄罗斯带回另一本“新爱的剧本”叫做《继母》，在五月二十五日于历史剧院中上演。由于巴黎仍在政治纠纷的搅扰之下，这部作品并没有引起特殊的注意。他最重要的剧本《梅尔迦特》已经被法兰西剧院的审查委员会“全体”接收了，但是演出却不得不暂时延期。我们很少听到关于他在此时期之内的小说或他的小说计划，他好像完全地致力于戏剧。他的一个建设便是去组织一个杰出的戏剧家和联合会，让大家来一起写作剧本，去充实和丰富法兰西舞台。
但是，他的脑筋也并不可能真正地注意这些事情。他已失去了对文学雄心的感应。他感觉唯一兴趣的东西就是房子。离开家之前，人家已替他做下了不少的事情。他这总比没有这些准备的好。他的穷困和他要这个房子配备的奢华之间的对比是异常的。他没有新的书稿提供给出版商，出版商也把钱包得紧紧地，并且出版商苏微连环约束他。新闻记者们的敌视着他，有时他也感到读者们忘记了他。动身去俄罗斯之前他曾还了基拉尔丁一笔钱，只差七百二十一法郎仍未还清，基拉尔丁听说他回来便立刻向他索债。两周之后他向法院控诉巴尔扎克欠债不还，法院也支持他的请求。巴尔扎克每行文稿要价六十生丁的时光已不复存在了。他的短篇小说《初涉人世》只好贱价卖给《家庭博物院》杂志，维持他的生计。他比别的任何时候都穷。长期的旅居使他的一切收入来源断绝了。
某种虚荣心和羞愧感阻止他在浪费金钱去装饰幸福街的房子时向别人去借钱。这房子的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块金色的大马色布，并且门上嵌上或是镶刻上象牙。仅仅一个书架和一块嵌上金甲的家俱，便费去他一万五千法郎。在杜鲁奥旅馆拍卖时，甚至都不容易找到一个肯出五百法郎去买此家具的人。楼梯上铺了贵重的地毯，任何空的地方都填上孔雀石的盆子和中国瓷瓶。但是他最得意的是“宽大的画廊”，也正因如此，他才选择了这所特殊的房子。保庄楼的地面布置得十分笨拙，画廊是一个长方形玻璃顶的屋子，墙上有金色和白色的油漆。各种的古董都陈列在紫檀的橱子里，十四个雕像围成一个圆形，显而易见的假古董和真正的艺术品渗杂在一起。墙上挂着组成巴尔扎克收藏物的六十六幅图画，包括他自称的毕恩宽诺·色巴斯提安诺的画，一张他毫不怀疑的称之为杜勒尔作品的画像，和更可怀疑的霍柏玛的山水画。
个人的贫穷和愚蠢的奢侈之间的对照是家庭烦恼的来历。他常常找到新的理由去解释德·韩斯迦夫人和他婚礼不断延期的原因，从来不说实话。一次，他说他已直接写信给沙皇，却遭到沙皇的拒绝。或者说因为诉讼纠纷而妨碍德·韩斯迦夫人离开俄罗斯。他总伪造说她有严重经济困难，开始说因为她把自己的财产指定送给她的女儿，因此也就自己管不了了，后来就说她的收获受了火灾，烧毁了。他的目的就是在家中人的眼里降低他自己和德·韩斯迦夫人之间地位上的差异。事实上，彼此双方的家庭都不同意。德·韩斯迦夫人的亲戚以罗沙利姨母为首，不断地设法劝阻外甥女不要嫁给那个法兰西作家，不要和那个不可信托的败家子来往，因为他结果只会连累她把她一家的财产扔进臭水沟中。老巴尔扎克夫人和女儿则认为他未来的新娘只是一个冷酷自私的，自夸的傲慢的贵妇，只会把他留在身边，让他在半个欧洲奔波，却不考虑他的健康状况。
虽然巴尔扎克的母亲很克制地做了幸福街的看门狗，这需要老妇人的一切毅力和勇气以及无情，她并未幻想在家中安排停当，一对新婚夫妇舒适地住进新居后她能得到了什么报酬。她很清楚地知道在保庄楼的繁华世界中并没有她的一个地位，她会和最后一粒尘土一样被扫地出门。她甚至没有希望有权利去门口迎接新婚夫妇──并且时候一到，她的怀疑是不会出错的。德·韩斯迦夫人从来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从未写过一行问候她的客套，也从未写过一个字感谢她的操劳。因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得到她对未来儿媳的憎恨是否与日俱增。她总是不断地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她能否从幸福街坐车去苏尔斯纳斯去看望她的女儿。正当她监督别人为那个女人花费几万法郎时，两个苏丽开销地她个人的预算中已经代表了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巴尔扎克尚未还清他欠母亲的钱，他和德·韩斯迦夫人都没有想到为她预备一笔养老金来尽他的义务。他的胡乱的理由显然瞒不了她韩斯迦夫人并不愿意和他结婚，她认为这是他骄傲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希望德·韩斯迦夫人会多愉快地等待着去巴黎，去和巴尔扎克的妹妹和母亲接触，更不用说到她其他中产阶级的亲戚了。巴尔扎克的浪费金钱的奢华的新居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享受。
所有巴尔扎克在这几个月中所想的就是：一旦房子准备好之后德·韩斯迦夫的头脑中总会有一个急速的转变，这种希望现在却被她无意于这种结合的愿望所阻挡，她也丝毫没有表示她要拿维埃曹尼亚的温雅去交换保庄楼的虚无缥缈的美景的意图。反正他在九月中再次去俄罗斯，并要在严冷的冬天到来之前动身返回，因为这一年的一月当他从乌克兰回巴黎的途中已尝到过寒冷的痛楚了。他必须亲自拜访，再次地劝说他的执拗的情妇陪着他走上祭坛。
出发以前，他又企图去碰碰运气，希望能够进入法兰西研究院。因为夏都勃里昂和别的一个已无人知晓的“不朽的人”的死空出了两个席位，于是巴尔扎克宣布他要成为研究院的评议员。依惯例，他要逐家地拜访三十八个剩下的评议员，要求他们的支持，但他却没去，因为他必须在冬天以前去维埃曹尼亚，于是他便听天由命了。如果《人间喜剧》的作者只得了两票。饰有棕叶勋章和神圣的座席被德·诺伊埃公爵和另外一个绅士所得，但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却早被后世忘记了。我们应该赞扬巴尔扎克，因为他从容自若地接受了第三次挫败。他只让朋友去调查那两个支持他的人，因此他可以去向他们致谢。
十月间，他又去了维埃曹尼亚，但这次，他的心情明显很低落。那里已不是天堂而是“沙漠”了。他写信给他母亲说：
“噢，假如你来这里过两个星期，你将会发现幸福街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他十分痛苦地重点讲叙人家是怎样地热烈地欢迎他，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那种诚惶诚恐的口吻：
“这里和我住在一起的人对我都很热情，但我到底只是一个麻烦来招待的客人和一个表面上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家中所有的人，并且特别关怀那些围困我的种种忧愁，但是这对不可能的事又有什么帮助呢？”
德·韩斯迦好像允许有一个母亲和妹妹生活的事实得到承认，但我们仍可以从不大公开的文字中看出维埃曹尼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他所指的“不可能的事”大概是从德·韩斯迦夫人痛恨他为了她也许永远也不会去住的房子而浪费了如此发狂的钱中所推理出的结论。她的态度并非不对，巴尔扎克开始批判他自己的任性。他写信给他母亲：
“我如此说就足够了，那就是一个人即便愿意去牺牲也是有限度的，再说也不能所烦恼和劳累毫无理由地加在那怕是他最亲近的人身上。为了这幢房子而招来的无穷的欠债也并非没有得到不好的印象，假如还有别的随之而来的困难，我的一生前途将会在某种情况之下发生了问题，”
德·韩斯迦不是那样会隐瞒烦恼的人：“她为我花费了如此一大笔而恼恨。”
她又得到了一个教训，必须控制巴尔扎克的投机计算。他开始估计那房子只花费十万法郎，但现在他却已花了三倍的钱，即使是德·韩斯迦如此一个富裕的女人也不能不感到不安。维埃曹尼亚的紧张空气带上了一种传染性。巴尔扎克用不耐烦的口气往家中写信，她母亲也以同样的笔调回信给他。当她的一封信落入德·韩斯迦夫人的手中时，发生了一场风波，结果巴尔扎克就想办法把责备不能实现他的结婚计划的责任推到他家庭的肩上。人家都已经说到出卖幸福街的房子的事了：
“她是一个被人敬爱的富裕的女人，她不需要任何东西，因此，她讨厌拿她的好环境去交换一个只能让她看到债务，烦恼，花钱和生面孔的环境。连她的孩子都在为她发抖。”
巴尔扎克也渐渐地变得焦虑了，他也深深地感到节俭的必要。他忽然命令他母亲解雇一个女仆，由于他不能供给她食物和薪水。她仅能留下他的仆人弗兰苏看守他的财宝。甚于他走到了令人发笑的极端，给在苏尔巴纳斯的妹妹写信，询问她是否可以在他回巴黎后每个星期一都派她的厨子去他家，因而可以给他和仆人预备下肉，吃到第二个星期。他把预算降低到很低的数字：
“我仅剩下了二百法郎，这些钱用完之后，除写剧本的可能收入以外，我将没有别的来源。即使在戏剧方面，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赚不到钱的。”
这种沮丧我们从未在巴尔扎克的身上见到过，表明他的自信心已毁灭了。他已不是他自己了。他大大地减弱了活力。他的身体也在他所久经的紧张生活之下崩溃了。他忽视警告的承诺，一直到他的身体搞到再恶化一点便要完蛋的地步了。即使第二次去维埃曹尼亚的旅行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一个杜尔兰的儿子并不能习惯于俄罗斯那残酷的冬季。支气管炎袭击了他的心脏，这是七年以前曾让他的医生摇头的那一种情形。即使他终于可以起床时，他也感到不能行动自由。他即使是说话都很吃力，他走一步便要喘一次气。他变成“和一八一九年一样的瘦弱”，他的病使他“和儿童一样的脆弱”，他已不敢想象去坐着写作。“我一年完全没有挣一文钱”。甚至他把他那和僧袍一样的袍子放在一边，这真是一个象征：
“我生病时换上一件便装──这衣服现在将永远地代替了我的迦尔苏辛白袍子了。”
即使是去基辅和莫斯科的计划都必须放弃，他没有想到在俄罗斯的冬季中回到巴黎来。他被两个德意志的医生克诺兹大夫父子来照顾的，因为他们设法进行柠檬治疗术，他们的治疗意见好像超过了他们的时代了。这只能暂时解除他的痛苦，由于很多身体器官受了影响。他的体温高了起来，他的眼睛又生了毛病，肺炎又复发了。
虽然没多少的记载证实德·韩斯迦夫人在巴尔扎克病中是如何行动的，但是有一件事总是肯定的。以前她热烈致敬的作家，曾拿爱慕之情来奉承他的虚荣心的著名作家仅变成一个好玩的伴侣了。当他不能再用笑话来取悦她时，这个作家便只是一个累赘了。两个喜欢游玩的母女俩──八个月以来等待去观看基辅一年一度的大集市。她们已于城市租了房子，并派仆人送家俱和行李去了，她们为这一重大社交重新订制她们的皮袍。由于巴尔扎克的病，她们必须推迟她们的计划，虽然道路难走也是她们失望的原因中的一部分，她们和他的唯一欢乐也只是穿上新的衣服来让他躺在床上看一下而已。
在他写的信中，他们仍用热情的笔调描绘他的神圣的夏娃和她思想简单的女儿，他肯定感到一种孤单的压迫的凄凉的空气。他肯定感到他和这些只想到自私快乐的女人们一起住在一个异国的环境中，因为他突然开始回忆他的老朋友们。德·韩斯迦夫人几年以来占据了他的思想的最大地位。他差点停止给他所归心的最突出的最忠实的女人卡罗·朱尔玛写信，一旦他躺在病床上，他便想到她如何在他需要帮助时去看望他，回想她多情的挂念。她好久已不存在于他的大脑中，甚至于他对她习惯称呼的“亲爱的”都不易于出现他的笔下，于是他便把书信的开头写成“我的仁慈而亲切的朱尔玛夫人”，似乎往日的恩情已变成了冷淡的平常友谊。但是没有一会儿他又使用以往知己的口吻，但他给她报告幻想和希望的文字中都沾染了一种悲哀的色调：
“我从我妹妹和外甥女处两次得知你痛苦的信息，假如我没有写信的话，那是由于我不能再提笔了。我快要死了……这是我十五年中的过度工作导致的心脏病。以来的八个月，我由一个医生来照护，一直住在这里。令人惊愕的是，在乌克兰的旷野中竟然找到这样的医生。他和我住的房子的主人很有交情，他是一个伟大的医生。因为一种可怕的“摩尔达维热病”，他给我的治疗中断了。这种病发源于多瑙河的沼泽地，散播到敖德萨并疯行于亚欧之间有荒原。我得的是叫做间歇脑炎的热病，已经两个月了。我复原到可以继续疗治我的心脏病的地步，仅用了一个礼拜时间。
“前天我收到外甥女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亲爱的朱尔玛，希望可以保留你在弗拉柏斯罗的房子，虽然您在那儿出售您的土地。‘卡罗夫人’和‘弗拉柏斯罗’引起了我最强烈的所有回忆，虽然别人禁止我操劳，也包括写信，我要解释为何自从去年二月以后除了一些事务的通信以外我没有给你写信。我必须告诉您不要以为您的朋友已把你忘记，我愿让您知道我从未停止过爱您，思念您，甚至于在这儿说到你，在这儿他们从一八三三年便知道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保尔之处！……
“站在五十岁高龄去观察人生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又如何经常地觉得离目的地很遥远啊！您还记得我如何送德斯格勒斯长眠于弗拉柏斯罗吗？自那次之后，我又送了不少人去那儿安息。但自从那以后，我曾放弃了多少的幻想啊！我除了对你的感情还在增长之外，已没有什么进步了。恶运是如何迅速地展开的啊！有多少幸福道上的绊脚石啊！的确，生活给人家注满了多少的迅变啊！我费了三年时间为自己筑了一个巢。这已花费了我相当的财富──但这对占据巢的鸳鸯在哪里呢？他们何时才能进去安住呢？时光流逝了，我们也变老了，一切的东西开始凋零了，甚至我的巢中的家俱。亲爱的，您瞧得见即使那些表面生活的富裕环境中的人们的方面，也不是一切的东西都是玫瑰色的……”他也常给帮他还债的，他却没有正当表示过谢意的德兰诺瓦夫写信，似乎一个下意识的欲望在作怪，要求他不要太晚去表达他的情意和感恩戴德。也许，他也感觉到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了。
第三节 秘密婚礼 不论巴尔扎克有没有觉察到自己病情的严重，他的医生们都认为他绝不可能恢复健康，我们也可以假设他们已经把意见转告了德·韩斯迦夫人。当确实地知道他们的婚姻生活只会有短促的时间时，她于是决定答应这个追求了她多年的人的最后的欲求了。他已没有纵容他的败家子的天性和放纵他的赌博本能的危险了。“好巴尔扎克”已变成“可怜的巴尔扎克”了，她也受某种礼贤下士的同情心所驱使，就像一个伟大的贵妇人会去同情一个为她效忠并变衰老的门客一样。结婚典礼订在一八五○三月间举行。
这个婚礼将在最近的城市柏尔第契夫举行。接着，他们动身去巴黎，去居住一切已预备齐全的等待着他们到来的保庄楼。没有比巴尔扎克的详细急躁地指挥他母亲准备一切去迎接他的新娘进入她的新家庭中更为典型的了：
“您可以在客厅隔壁第一个房间最高一层的棕色橱子上的中国瓷盆中找到一个仓细莉茜街的花商的地址。他曾在一八四八年来拜访过我，说到如何用花点缀房子，一次大约耗费两个礼，并且告诉我每年定购花多少钱。大概每年六七百法郎。我离开巴黎时，把这个方案搁置了起来，这为只有等我有钱，等和这位有关的贵妇人情愿同意时才考虑的。我知道她喜欢鲜花。一旦这个商人来负责装饰的话，你跟他交涉时便会有个底的。您必须让他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注意他提供的确实是好看的漂亮的花。
“您必须想办法搞定下面几种装饰。首先，第一个房间中的一张花桌；其次，有圆顶的那间房子中的两个花架子；再次，日式客厅中的一张花桌，接着，楼梯顶上的两个大花瓶；然后，屋顶下的那个灰色房间的壁炉上的一些非洲木的小花池；最后，弗兹尔在两个盆子中布置的木制小花插子。”
这是巴尔扎克在他结婚之前下达的命令，是在他希望可以在跨入新房之前的几个星期发出的。虽然他生着病，却和从前一样记忆性很强，他的记忆保留着一种摄影术一样的特征，以致于他可以追思一切的细节。每一个花瓶，每一个家具，每一个花架子都映在他脑子里。他也清楚地知道每个东西的具体位置。归家的长途旅行和婚礼还要等待。但他的思想已振动了翅膀，他却已在清醒的梦境中安居在幸福街了。
巴尔扎克和德·韩斯迦夫人在三月十四日于乌克兰柏尔地契夫城的圣芭芭拉礼拜堂举行了婚礼。历为他们不愿引起别人的注意，典礼因此十分秘密。他们没有通知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客人。这是早晨天色还带灰黑天色的七点钟时。预备来证婚的齐杜米尔主教仍未到来，但巴尔扎克至少也很满意有一个查鲁伯斯伯爵和一个贵族教士，来参加庄严神圣的婚典。教士的一个亲属和梅尼齐克伯爵是唯一的证人，而伯爵现在已成为了巴尔扎克的女婿，典礼结束以后，这一对夫妇就马上回维埃曹尼亚，并在当天晚上十二点钟筋疲力尽地到达。
两三天以后，巴尔扎克便坐下来写最大的最后的胜利的公告。幸福好像恢复了他的健康，他便给他的母亲，妹妹，拿克加尔大夫和卡罗·朱尔玛写信。他并且向朱尔玛保证：“当别人问到我从前的老朋友时，您总是我提到的第一个名字。”接着用下面的话报告他已结婚的喜讯：
“三天之前，我和我所爱的唯一女人，我要比任何时候都爱的女人，我要继续爱到死的女人结婚了。我相信这一次的结合是上帝保留给我的赏赐，用来补偿我多年的磨难，我所遭受却经过我的克服的这么多年的困苦。我的童年并不幸福，我的春天并没有用花朵来点缀，但我现在要收获一个灿烂的夏季和一个丰收的秋天。从这个观点看来，也许我的幸福的婚姻可以带给您一点安慰，因为这桩婚姻向您证明在长期的困苦以后，上帝的确会把宝库藏起来，等待最终的赐予。”
寄出这些信以后，他头脑只有一个意念──尽可能地和他们会合时，走进他的家门去。他却仍不可以在信上附上一段他妻子的问候，因为即使现在，他仍不能说服他的妻子对他的母亲表示一点小小的礼貌，他只好吞吐吐地搪塞：
“我的妻子想在信后加上几句话，可是信差总在等待，但她却起不了床。由于她的手因湿气肿了起来。她将会在我的第二封信中向您致敬。”
巴尔扎克必须为他新得的快乐付出代价。那时，道路积雪很深，交通断绝，因此，他也不能动身回巴黎。即使没有这些障碍，他也不能在目前的健康状况下长途旅行。他给幸福街的房子订购的花太早了。他那脆弱的身体必须经受别的考验：
“我的肺炎和心脏病又严重地复发了。以前的治疗好像令我有相当的进步，但我现在却损失了当中的一大部分。……我的眼睛被一块黑帘所遮挡，总不肯散去，挡住了所有的东西，令我不能写字……自从晴天霹雳之后，今天我第一次提起了笔。”
现在起码可以希冀他的妻子利用这机会给他的母亲写几行信，平息她对儿子的忧虑，但巴尔扎克却机敏地加上一句：
“我的妻子没有一瞬间自由的时间，除了她的手如此可怕的肿胀之外。这是潮湿的结果……”
四月十五日，两个星期之后，他又努力地写信给他母亲：
“我的眼睛事实上已到了阻止我阅读和写字的状态。我写字的时候根本难以辨别字母。”他又必须给病在床上由老母亲照护的妹妹假造一个支吾的理由，虽然他也附带地说他的妻子请他“向您致敬。他说到他自己的情况：
“我并不很好。我的肺部和心脏都患了病。我每走一步都要喘一下气，我说不了话。”
最终，他们决定出发了。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旅行。在过波兰国境一个叫布罗第的地方，巴尔扎克疲惫不堪了。他出了过多的汗，不想吃饭，他的力气更加弱减了。那时见到他的老朋友差点认不出他了。五月十一日，他从德勒斯登报告：
“平时只要走六天，这次我们却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才到达这里。我的生命不只是一次，而是一百次地遇到危险。我们经常需要十五六个人来帮助，拿东西把我们从一直埋到车窗的泥坑中拉出来。但我们到底到达了这里，并且都活着，虽然我们生病了，疲乏了。这样的旅行让了老了十年。您可以想得到老是害怕我们中的一个会死在另一个人的怀抱中是怎样的味道──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地相互深爱的时候。”
在一半失明和万分疲劳的状态下，他设法一直坚持着到了德勒斯登。他爬不动台阶了，开始怀疑他到底是否有力量继续去巴黎。
“我的状况太险恶了……这惊险的旅行令我的病更加恶化了。”
虽然他已双目失明，他还得亲手地写这封信，他又替他的妻子解说：
“她十分高兴您在信中所讲到她的一切地方，但是她的肿的手却含有让她提笔亲自给您写信。”
令人奇怪的是，她的风湿病却并没有阻止她去德勒斯登的珠宝店，她在那里花二万五千法郎买了一只漂亮的珠宝项链，但是她的肿胀的手指却并未妨碍她用清晰的圆润的笔迹写信给她的女儿，详细叙述她购买珠宝的情形。当巴尔扎克躺卧在旅馆的床上时，她竟然能把思想集中在珠宝项链上，只能表明她的无情，但她在信中称他为“这位亲爱的朋友”，也是很特殊的。她忍受着他的负担，因为她知道他不会再麻烦她多少时间了。
我们仅能猜测他们在住在德勒斯登时一定闹了意见，但是巴尔扎克必须坚持到底。他指示他的妹妹说：
“我只有依靠您了。您一定要设法让母亲知道我到来之时她不要留在幸福街。”
他十分害怕地想到两个女人碰面时的情况，他用拙劣的借口解释说：
“假如母亲在场，帮助我们提行李时，她的自尊必定会受到损伤的。”
老妇人的担心不仅仅是对的。几个月来，她随时睁眼看守着他们的财宝，照顾平常事务，监督家中的人员，虽然她肯定俄罗斯的高傲贵妇希望她在他们到来之前离开这房子。她还有一件事要去办。一旦安排好一切花朵去迎接这对新婚夫妇时，除了轻悄地在背后关上门以外，她将别无事情可做了。弗兰苏可以站在门后，引导他的新主妇进入这王宫。进阶和各房间的灯火都应当起来，以便去迎接新娘，但老母亲知道那里没有她插足的余地，办完事情，她便去了苏尔纳斯。
即使在归家时，剩下的苦命也没有释放巴尔扎克，掉在命运上的一点一滴都要向他盘剥勒索。还有一个项目等着加在他的幻灭的总数之上，因为他回到幸福街的保庄楼中正好遇上一个值得他花费笔墨去描写的可怕的一幕。坐火车是最后的一段旅行，但是火车误点了。深夜时分他们的马车才赶到家门口。巴尔扎克急于察看灯火和花朵是否照他的指示安排结束，弗兰苏是否站在门口，手中拿着一个分枝的烛台。
最后，马车停了下来。弗兰苏听从了他的吩咐。全屋从上到下灯火通明。巴尔扎克拉了门铃，却没有人来开门。他多次地拉铃，但房子中却依旧在明亮的窗户后保持寂静。几个邻居聚集过来，巴尔扎克向他们询问，却没有人能答复他。他的妻子仍然端坐在马车里，车夫于是急忙去找锁匠。房门终于打开了，一幕惨像暴露在他面前。
他的仆人弗兰苏藏在他的一间房子里──完全发疯了。命运选好了主人归家时来剥夺他的理性，人家在午夜时分将他送进疯人院中。当发疯的弗兰苏被人强制带走时，巴尔扎克正好引导他的新娘跨进了他为她特意预备的家。
第四节 永远安息的灵魂 约束巴尔扎克的定律是自始至终产生效力的。他的梦想不能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事实，只能在他的著作中实现。他用了悲痛的牺牲，不可言传的烦恼和炽烈的热望去准备一所可以让他和那位终于屈从了他的追逐的妻子消磨最后“二十五年”的房子。他在一切准备齐全之后搬了进去──却进去等死。他已经给自己准备一个完美的书房让他去完成他的《人间喜剧》，他已计划了另外五十部书的内容，却一行也未写出来。他双目完全失明，我们看到的唯一一封从幸福街写给高提埃·提奥飞尔的信其实是他妻子的笔迹，只在信后让巴尔扎克勉力潦草地写了一行：“我已经不能阅读或写字了。”
他已布置好了一间美丽的图书室，但他却从未来翻开一本书。他的客厅挂有金色的大马色布，准备去招待巴黎社会，他却从未招待过。当人们看到他能搜集一个无比的收藏时，他那可爱的画廊应该轰动全巴黎，他应当把藏书排列起来，一件件地向作家们，艺术家们或朋友们去解释，但当雨果到来时，他却得请求他的妻子去向他的朋友说明和指示。他曾梦想过一座王宫，但这王宫却变成了监狱。他孤单地一个人躺在大房子中，然后他母亲害怕得像鬼怪一样地飞进房中去照顾他。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的妻子表现和他们从维埃曹尼亚回来，停留在德勒斯登时同样的残忍而漠不关心，同样的缺乏纯正的忧虑。
她的态度可以从她那时写给女儿的家书中难以否定地证实。她快乐天真地闲读珠宝，花边或衣服，我们很难从那里找到一行对她快死的表示真诚恳切的焦虑的话语。即使到了现在她还用他拿笑话来取悦她一家人时人家给他加上的绰号来指称他：
“玩艺儿到达这里的时候比任何时候身体都要糟糕，他已经不能走路，却发出衰弱的痉挛了。”
见到他的人们都确信他的死期临近了，他自己却拒绝相信。别的人只看到死的必然性，但他那乐观主义却认为有复原的希望。他习惯于嘲笑困难，让不可能变为可能，他并未放弃他的挣扎。他偶然嗓音有些好转时，他便聚集他衰减的力量，和一位客人谈话，表示他有信心不久便可再次走路，讨论政治问题，正如说服自己一样去说服别人，他还保留着他老当益壮的精力。最终，以前的精神的火焰甚至随时有可能迸发出来。
仲夏以前，医生们公布了他们的诊断书。路易大夫，拿克加尔大夫，卢大夫和福基埃大夫四个医生联合诊断的报告书详细清晰地说明现在他们只能设法缓解他的痛苦，偶尔地给他加一点轻微的麻醉剂。至于别的方面，他们都似乎觉得毫无希望了。巴尔扎克自己也开始发愁了。他悲痛不能完成《人间喜剧》，又讲他死后他的著作将会发生的情况。他逼迫拿克加尔大夫明确地告诉他他还能活多久，并从他老朋友的脸上得到了答案。有人曾传播过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是真的，据说当他思想混乱时，他曾呼唤过他在《人间喜剧》中用来说明科学奇迹的毕安仓·霍拉斯的名字：“假如毕安仓在这儿的话，他一定会救我的！”
死亡的程序飞快进行着。维克多·雨果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他最后一次访问将死时巴尔扎克的情形：
“月光透出了云块。我拉响了门铃。街上没有一个人。没人应门，于是我第二次拉响了门铃。门开了，一个手中拿着一枝蜡烛的女仆走了出来。‘您要看谁呀，先生？’她在哭泣。我报上了姓名，他便带我走进了客厅，那儿有德·安几尔·大卫雕刻的云母石的巴尔扎克的大半身像，放在壁炉对面的支柱上面。在房子中央的一张装饰富丽的桌子上点着一盏灯，桌子的腿是六只包金的趣味高雅的小雕像。另外一个同样哭泣的妇人进来说道：‘他快要死了。太太已经回房休息去了。从昨天开始，大夫们就不管他了。他左腿上受了伤，伤口上都生了蛆。大夫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说水肿令他的心脏变成脂肪，他的肌肉和皮肤都变成了脂肪，因此没有办法钻孔放水。一个月之前，他碰在一个家具的突出的修饰物上，……今天早上九点钟开始，他就没有讲过话。太太派人去请了位牧师来给他举行临终涂油仪式。他做了一个头势，表示他知道了。一个钟头以后，他向他的妹妹德·苏维尔夫人伸出了手。十一点开始，他的喉咙开始发出一种急切的响声。恐怕他活不过晚上了。假如你要的话，我给你找德·苏维尔先生来。他还没有睡觉呢。’那妇人走开了，于是我等了一会儿。微弱的光线照在客厅的家具和挂在墙上的霍尔邦恩和波尔布斯的图书。云母石的半身像发出光亮，似乎是这位将死的人的灵魂。一种除臭似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屋子。德·苏维尔先生的到来，证明了女仆告诉我的所有的话。
“我们沿着走廊走过去，踏上一只饰着丰富的艺术品，花瓶，雕像，图书和珐琅的盆子，铺有红色地毯的楼梯，经过了另外一个走廊，我注意到有一扇开着的门。我听到一阵不祥的，响亮的，急切的声音。我们来到巴尔扎克的卧室。他的病床在房子正中。那是桃花心木做成的床，床头床脚有预备移动病人的皮带和横棍。他躺在床上，头靠在枕头堆上，这堆中还有从睡椅上拿来的大马色布的垫子。他的面孔是紫色的，甚至可能说是黑色的，向着右边斜去。他没有刮胡须，头发是灰色的，并剃短了。他睁眼凝视着。我只看到他的侧面，他很像是皇帝。一个老妇人（他的母亲），一个护士和一个仆人站在床的两边，门边的柜子上点着一盏灯，床后的桌子上点着另一盏灯。一对银杯放在茶几上。护士和仆人惊恐地站着倾听他那急切的临死的声响。床边的明亮灯火照着挂在壁炉附近的一个含笑的面容活泼的青年人的画像。床上吹来一股强烈的催人欲呕的气味。我翻开被窝，抓了他的手。他满手的汗珠。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但他并未握我的手。……
“护士告诉我：‘他天一亮就会死。’我下楼时，大脑中已带走了一幅活生生的图像。穿过客厅时，我又看到那只没有感觉的，静立不动的精制的半身像，并从那里放出空泛的光辉，对于这我难以不在死和不朽之间作个比较。”
巴尔扎克在一八五○年八月十七日夜里十点半钟与世长辞。他的妻子早已回到她自己的房中去了，只有她母亲是唯一在场的人。他的死是很凄凉，很孤单的。
葬礼定于同月二十二日，纪念仪式则在圣鲁尔·菲力礼拜堂举行。他的尸体在倾盆大雨中被送往墓地。当然他的妻子并不了解他的内心，因为除雨果之外，还有亚历山大·仲马，巴洛兹部长和圣提－－柏夫来执绋。巴尔扎克并没有和这三个人中任何一个有过亲切的友谊。圣提－－柏夫曾是他最恶意的敌人，是他所真正怀恨的唯一的敌人。墓地选在巴尔扎克喜欢的地方拉齐士墓园。他的拉斯迪额（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从那里窥探都城，向巴黎挑战。正如别人所说的，唯一可以躲避债权人，寻找最后安息的家族，这就是巴尔扎克最后的归宿。
维克多·雨果在他墓边宣读了他的悼词：
“我们刚刚下葬在墓地中的这个人是一个举国哀悼的伟人……从此之后，人们的眼睛不会向着统治者的面孔看去，却要向着思想家的面孔望去，并且整个国家也将因为这个人的死亡而颤抖。今天，人民哀悼一个才子的死，国家悲痛一个天才的陨落。巴尔扎克的姓名将会结合在我们这个时代流传给后世的一条光亮的足迹之中……
“巴黎由于他的逝去已经昏倒了。他是在回到法兰西以后没有几个月便死了的。他感觉到将不久于人世，就像长途旅行的前夜，一个要来拥抱母亲的人一样想要重新一次见到他的祖国。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这生命却是丰富多彩的。这在工作方面要比在生活方面更为丰富。唉！这位勤奋的，惊人的工作狂，这位思想家，这位哲学家，这位诗人，他曾在活着的时候经验到一切伟人所有的充满斗争风涛的生活。今天他已经安静地休息了。现在他已经远离了仇恨和冲突。他在进入坟墓的时候，同样地登上了名声的殿堂。自此以后，他将在远离我们头顶上聚集的乌云之上，在我们地上明星之间，发射光辉。你们所有站在这里的人，你们不都很羡慕他吗？但是，不管我们如何地为这个损失悲痛，都让我们接受这不幸的遭遇。让我们接受这不幸和不幸的所有的悲惨残酷的意义。在像我们这样的时代中，伟大人物之死常常会引起宗教的情绪穿过我们那消蚀于怀疑主义之中的精神，这也许是一桩必要的事，也许是一件好事。上帝知道他所做的事，当他用高超的神秘如此地冒犯一个民族，并且促使她去思考一下‘死亡’的归宿，在这里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当一个崇高的精神如此尊严地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久在人民之上用肉眼所能看见的天才的翅膀而翱翔的人物，突然伸出另一只翅膀飞入一个不可知的境界中去时，在我们心中只会产生真诚和严肃的思想。不！这并未不可知的境界！就像我们以前曾经在同样悲痛的机遇中所说的，就像我不厌其烦地说的──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这不是结局，而是开端。这也不是虚无，而是永生。你们听我说话的一切人，我不是说了真理了吗？像这一类的坟墓才是‘不朽’的明证。”
这是巴尔扎克活着的时候从未有人这样说过他的。就像他小说中的主角一样，他要从拉齐士墓园中出发去征服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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