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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浏览一下那时人对当时的巴尔扎克的无数的描述。有些是藐视的，另一些则是恶意的或甚至是恶毒的：有些是好玩的，另一些则是诙谐的；但是他们都用巴黎新闻界和社会的谬误的狭隘的观点去看他。他们使我们看到的：是携着嵌宝石的笨重的大棒，穿着带镂花的金扣子的蓝色外衣的巴尔扎克；是穿着拖鞋的巴尔扎克；是赶着双轮马车，带着跟班和车夫的巴尔扎克；是顺着马路游弋，浏览着所有店铺的招牌，去为他书中人物寻觅姓名的巴尔扎克；是出版商的阎王爷，是排字匠的鬼怪的巴尔扎克；是古董搜集者，怀着花十二苏就买到一双维挪托·克林尼制的碗，或用七法郎拣到一张郎布兰特的画的希望去涉猎古玩铺的巴尔扎克；而一面又是一个换女人比换衬衫还勤快的情郎的巴尔扎克；是向人说教所谓纯洁乃是创作先决主要条件的愚弄人者和大言不惭者的巴尔扎克；是一顿能吞下三十六个牡蛎，接着又吃一只鸡和一块肉排的饭桶的巴尔扎克；是谈到他将从他的暖房里，矿里，生意利润里，赚出好几百万，却自己连一度因为连一千法郎的支票都支付不了，必须用假名字躲匿起好几个星期的梦想家的巴尔扎克。
那些遗留给我们的巴尔扎克的写生，有四分之三只是漫画却不是肖像；他不曾留下一部重要而精确的传记，却让那些同时代人物记载了无数关于他的掌故轶闻。这些不仅仅是偶然。巴黎人对于巴尔扎克的人格的印象，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天才，这从一切情形看来都很清楚。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判断得很正确，他肯定以怪人的模样出现在人群里，就“怪人”这个词的本义来讲，而是因为他！他一旦离开他的写字台，他的屋子，他的工作，他就越出了他的生活轨道了。那个真正的巴尔扎克，对魏兰特，戈兹兰，和杳宁他们，对马路上的漫游者和游手好闲之辈，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不是在他创作孤独中的二十三点钟里认识他，而是在他所给予世界里的“每天一分钟”的时候。当他出去到同伴们之中的时候，好像是记一个囚犯在狱中天井散步以吸些新鲜空气时的放风时一样，像幽灵在午夜的钟最后敲响的时候，必须回到它出来的那块黑暗地带一样。同样地，巴尔扎克必须在他那脱去拘束，精神充沛的休息以后，回到他的工作中去。没有一个沉溺于嘲弄巴尔扎克的人，知道他工作是在严苛的规律之下完成的；或知道那工作的伟大。本质的巴尔扎克乃是在二十年后的一个，除了无数短篇小说，戏剧和散文以外，还写了七十四部几乎皆为一流作品的小说的人。这七十四部小说包括着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天地，和一切需要植根于它上面的不同街市，景物、房屋和人物。
这是可以用来衡量巴尔扎克的唯一标准。只有在他的作品中才能真正地看清真实的巴尔扎克。这个被同时代人物当作一个愚蠹的怪物的人，却具有这个时代最为严格的艺术智慧。当他们因为他的奢侈放逸而揶揄他时，他却是一个辛勤的苦修者，并且带有一种坚忍而固执的隐者的耐性。那些走中庸之道的人们，因为他夸张的倾向而嘲笑他，并心安理得地意识到自己是正常的人类，但是以他有创造性的头脑里，产生出比把他的同行们的作品放在一起还要多的作品。恐怕他是唯一能够说工作到死而后已的。他的日历和那些同时代的人物是不同的。他们的夜晚是他的白天，他们的白天则是他的夜晚。他的真正生活是生活在一个他自己作成的世界，一个他自己的世界。真正的巴尔扎克，只有被他写作的那间屋子的四壁听见和看见。他的传记包括在他作品本身里的，没有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能写他的传记。
让我们从巴尔扎克的写作生活中抽取一天来看一下，这一天即是多少天的典型。
傍晚八点钟。巴黎市民早已做完一天的工作，并且离开他们的工厂，店铺或办公室。当他们和朋友，或者和家人，或者孤身一人，吃完晚饭以后，开始涌上街头去寻求快乐，有些人坐在咖啡馆里，有些人在街上散步，另外一些人，仍在镜子前化妆，准备去参加沙龙或看戏。巴尔扎克却在消磨他书桌上十六个钟点之后，独自一人在他黑暗的屋子里睡觉，对人间一无所觉。
九点钟，戏园子里已经开幕了。舞厅里挤满了回旋的舞侣。赌场里的金币叮叮当地响着回响。在偏僻的街上，隐秘的情人们更深地挤缩进阴影里──但巴尔扎克在继续睡觉。
十点钟。老一辈的人们要准备上床了。这儿那儿房子里的灯光正在熄灭。可以听得见不多的马车从石子路上驶过，城市的噪响渐渐地低了下去──而巴尔扎克却在睡觉。
十一点钟。戏园子里已经落幕，饭店正在打烊，从沙龙或舞会里出来的最后一批客人正在回家，最后的行人从街上消失了。喧闹的酗酒者们最后一阵声狼消失偏僻街上缓缓地逝去，马路上彻底地空寂了──而巴尔扎克继续睡觉。
子夜。巴黎寂然。百万只眼都闭上了。大多数的灯光已经熄灭。既然别人开始休息，巴尔扎克的工作的时候到了。既然别人正在做梦，那是他醒的时候了。巴黎别的人的白天既已结束，他的白天就要开始了。没有访客来麻烦他，没有信件使他不安静，没有一个人能来打扰他。没有排字工人送信来非要交付改正的校样或一份额外的稿件不可，没有债主来敲门。一个浩瀚的时间伸展（八至十个钟头的完全孤独）摆在他面前，他在这样的时间里，去从事他庞大的工作。正像把冷脆的矿沙熔成不败的纯钢的熔炉不该冷却一样，他同样知道不该松弛他幻想的紧张：“我的思想像水自源泉滴下一样，必须从眉宇间滴下。这个过程完全是不知不觉的。”
他只认清他工作中注定的定律：“工作在必须中断和必须外出时，对我是不可能的。我从没有一口气只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只有在晚上，时间是不分割的和没有边际的，那种持续才有可能。并且为了获得这样工作的持续，他把时间的划分颠倒了，并且把他的夜晚变到白天去。
被他仆人在门上轻轻的剥啄声叫醒，巴尔扎克起床，穿上他的袍子。他从若干年的经验发现，认为那件衣服对他工作最为方便。在夏天，它是由薄夏布做的，在冬天，它由羊毛做的，长而白，领部敞开，允许动作完全自由，供给适当的温暖而不闷气。他之所以选择它的理由，可能因为它和一件僧袍相似，不知不觉地提醒他，只要他穿着它，他必须摒弃外面的世界和世界的诱惑，而且他是在为一个更高的定律服务。一条编织的带子（后用一条金链子来代替它）松松地系在僧侣式的袍服上，而且挂了一把剪子和裁纸刀，用来代替袈裟和十字架。他在屋子里来回走几次，把睡眠最后的行踪从脑子中摆脱掉，并让血液在脉管中流动得更快一些之后，巴尔扎克于是做好了准备。
仆人紧紧地拉上窗帘，并在窗上银烛台里点燃六支蜡烛，一个显著的符号：现在已经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巴尔扎克不要用星光或日光来计算他工作的钟点。他不去留心看天亮，也不知道巴黎正在一个新的白天醒来。他周围一切有形的东西──墙壁，靠墙排着的书籍，那些门窗和一切门窗以外的东西──全隐没在阴影中。只有他自己脑子中的生物在动作，谈话，和生活。他正在创造一个能持久的世界，一个他自己的世界。
巴尔扎克坐在桌子边，那地方正像他所说的；“我像炼丹家投他的金子一样把我的生命投入这个坩埚中。”那是一张外观朴素的，小的长方桌子，他比爱他财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还爱他的那张桌子。对于巴尔扎克来讲，它比他一只又一只买到的银盘子，比他嵌宝石的手杖，比他已经赢得的名誉，比他装璜得很华丽的书籍，都更有意义。因为他像一个士兵从战争的混乱中拖出一个束手无策的同伴似地拯救它，把它从一个住处带到一个住处，从灾难和破产中拯救它。它是他真实生命唯一的缄默的见证人，它是他沉忧和极乐的唯一知己：“它知道我一切的计划，曾见过我所有的窘困，曾经偷听了我的思想。当我的笔奔驰在纸上时，我的膀臂几乎是粗暴地压迫着它。”关于巴尔扎克没有一个人知道得这么多，也从来没有女人同他分享他那么些个热情友谊的夜晚。巴尔扎克在那张桌子边，生活──并且工作──直到死。
最后一次的浏览，终于确定准备的东西都妥贴了。和一切真正迷信的工作者一样，巴尔扎克很拘执于他工作的方式。他像一个士兵爱他的武器一样爱他的工具。当他投入战斗之前，他必须知道它们已经在他的身边准备好了。他左手边摆放着若干叠整齐的白纸。纸有一定的形状和尺寸，经过小心挑选出来的，带一种浅蓝色，以不致于使眼睛疲倦或眩晕，而且有一个特别光滑的表面，如此他的笔可以毫无阻挡地在那纸面上掠过。他的笔也是同样小心地预备的。除了大鸦的翎管之外，他是不用别种的。在一个贵重的，用孔雀石做的墨水池旁边──那是从他做学生时就伴着他的不值钱的一个，那不是一些赞美他的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放着一两瓶存储着的墨水。他不会忽略任何的预防，这种预防会保证他工作顺利无阻地进行的。他右手边摆着一个小记事册，他有时记进去一些在后面一章书中可能有用的意念和思想。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装备了。论文，书籍，研究资料等，是概不需要的。巴尔扎克已在开始写作之前把一切都融会在脑中了。
坐在椅子上，卷起他袍上的袖子，以便他的右手转动如意，向后一靠。然后他鼓励自己，像一个马车夫在怂恿他的马开始拉车一样，用半开玩笑的话对自己说。也许该用一个在从跳板上作入水式前，伸伸腿儿，活动活动关节的游泳家来比喻他。
巴尔扎克不停地写着，不犹豫也不中止。一但他燃着想像力的火焰，它就不断地放射夺目的光芒。它像一团烈火，火舌从一棵树窜到另一棵树，在那个过程中越烧越烈，越来越大。表面上他的笔在疾驰，但是字句几乎不能和他的思想齐头并进。为越写句子越省略，这样可以不致于思想太缓慢。他不能让他内心的幻想有任何隔断，他的笔一直未从纸上提起来，直到一阵痉挛的打击强迫他松了手指，或是他疲劳得头晕眼花的时候，那写的东西在他眼前浮动起来。
街上静悄悄的。屋里唯一的声音只是笔从纸上光滑地驰过的轻轻的刷刷声，或是时而把一篇纸加放到写好的一叠上去的沙沙声。虽然外面的天开始亮了，但巴尔扎克却没有看见。对他来说，白天只是烛光所投射出来的小小光圈而已，除他自己形成的世界之外，无论时间或空间，他全不知道。
这架机器时而有抛锚之虞。就是对于最不可限量的意志力，也不能无限度地消耗一个人本来有限的体力。在五六小时的毫不间断的写作以后，巴尔扎克感到有必要暂时地休息一下了。他的眼睛开始流泪；他的手指已经麻木；他的背脊痛楚；他的神经不能再紧张了；他的太阳穴悸动起来。也许别人可能对他已做的工作知足，而当夜工作，但是巴尔扎克却决不放弃。即使这匹马在刺马针下跌倒，也得跑完规定的路程。倘若那匹懒马不肯保持原有的步骤，那么就必须借助于鞭子了。巴尔扎克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那张放有咖啡的桌子边。
咖啡是重新开始引掣运转的黑色机器润滑油，对巴尔扎克来说它比吃饭睡觉都重要得多。他痛恨纸烟，因为它不能够刺激他达到他工作时需要的那种最高强度的。“纸烟对于身体是有损的，打击了人的脑子，并使整个种族低能”。但是他却唱了一首赞美咖啡的诗：
“咖啡滑进一个人的胃里，它推动了所有一切。整个人的意识像“大军”的行阵一样列队前行。回忆加倍地带着那领导军队参加战争的旗帜涌来。排开了的轻骑兵在疾驰。逻辑像炮队带着它的炮弹和辎重一样铺天盖地地袭来。清晰的观念像狙击手一样果敢地加入这场决斗。稿纸上铺满了墨水，角色们穿上了各自的服装。这个战争已开始，在一种淌满黑色液体的情形下结束，就像一片真实的战场被火药所放出的黑烟的缠法所包围。”
他没有咖啡便不能工作，或者最少不能像他这样工作的情形来工作。除纸笔以外，随处他都把烹制咖啡的用具当作随身物品携带。因为没有别人会把这样具有刺激性的黑色毒药调制得如此浓黑暴力，所以他不允许另的任何人来备办咖啡。而且，正如信仰一种迷信的拜物教一样，他只用一种形式的笔和某类特别的纸张，同时，他也按照一种特殊泡制法把咖啡混合起来。曾经被他一个朋友记载过：“这种咖啡包含三种不同的豆类──马尔丁尼克，摩沙，和布尔崩。他到老奥得莱特街去买马尔丁尼克，到圣日耳曼镇的大学街一家商人处买摩沙，而布尔崩则是在蒙特布朗街买的。虽然在巴尔扎克做采购的远征时我屡次陪同他去，但那人商人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这种远征直穿过巴黎，每一次都要半天的旅程。但是对巴尔扎克的好咖啡来讲，这点麻烦是不值什么的。”
他的麻醉药是咖啡，但是和所有药品一样，若要它保持效力不减退，必须不断地加大、加重剂量，所以他吞食了越来越多的致人死地的长生药，因而令他的神经追上了那种有增无减的紧张。他谈到他的一本书，是在“成了河的黑咖啡”的帮助下完稿的。在将近二十年的过度的沉溺之后，在一八二五年，他承认他曾经不间断地求助于这种麻醉刺激品，现已使他组织中毒了，并且抱怨它的效果愈来愈差了。同时，他在胃里感到了可怕的痛苦。如果他那五万杯咖啡（由某位统计家所估计的他所饮下的数目）使《人间喜剧》庞杂的写作系统加快进程，它们得对他那本来强健得像口钟似的心脏的早衰负全责。他终生的朋友和医生，拿克加尔大夫，宣布道：“一种因为夜晚工作，因为服用──不如说是滥用咖啡（借助于它来和人类睡眠的需要来竞争）而积成的心脏老化疾病，”是他的真实死因。
终于钟敲了八下，门上又响起剥啄声。仆人奥古斯都送了一盘俭仆的早餐进来。于是巴尔扎克从桌前站起来，他从子夜开始工作到现在。奥古斯都拉开窗帘，一个暂时的休息时刻到来了，巴尔扎克踱到窗前，临眺一下他所准备征服的城市，这时候他才想起另一个天地和另一个巴黎──一个将要开始工作的巴黎，因为他自己的劳动此时已经结束了。孩子们正忙着上学，店铺正在开门，马车正在街上走过，办公室和帐房里，人们正开始坐在他们的桌旁。
为了正在等着他的更多的工作，巴尔扎克洗一个热水澡，以便让他筋疲力竭的身体得到休息，同时也让他们自己重新得到恢复。他经常像拿破仑所喜欢作的，在澡盆里消磨一个小时。因为那儿是他能够不被干扰地去冥想的唯一地方──冥想却不必马上把他所想的东西写下来，把自己在创作梦境的纵情欢乐中解放并且无须同时做身体方面的劳力。但是，在他刚穿上衣服时，就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了。信差像拿破仑的骑使一样，当战争时，在发命令和执行命令的地方的军队之间保持一种往返的联系，从他各处的印刷所来。第一个到来的是索要一份正在写作的小说的新稿件的人，要那墨迹未干的夜间刚刚写完的稿子。因为不仅出版商和报社正在像一笔到期偿的债似地等待稿件，（每一部小说都是在写作以前就已卖出去的，）而且巴尔扎克在那梦一般的工作情形中写作，他并不知道他已写了什么和他写的是什么，即使他敏锐的眼光也不能纵观无余他稿子上浓密的混乱：只有当它们在排印出来时才能逐段逐段地校阅它们，就像士兵的队伍在检阅时走过巴尔扎克这位总司令一样，他才能分辨清楚是否打赢战争，或是需重新反攻，所以巴尔扎克所写的每一部东西一定是立即付印的。
从报馆，出版商，或印刷所那儿的信差把他早些时交出去的二校三校的稿件，和他两夜以前所写而在先一天付印的校样篇幅，还有整叠新的大样，常常有五六打从校样机上拿下来的墨迹来未干的稿件，铺满了他的书桌，以求他的注意。
他短暂的休息在九点钟时告一结束。他休息的方式，像他曾说过的，只是由一种工作变更成另一种工作而已。但对于巴尔扎克来讲，校大样并非一件容易事。这不仅仅包括排字工人的讹误与内容或风格方面轻微的修改，而且包括原稿的改造和重写。
其实，他把第一次排印出来的稿子当成了初稿，没有比把那一连串用他敏锐的艺术责任感屡次审视过修改过的校样中初具规模的文字，接着逐渐加以整饬的工作，更令他牺牲热情与精力了。对于他的工作上的每一件事，他是迂拘而且苛刻的，特别对排印大样，他坚持非按照他所定的制度不可：纸张必须特别长特别宽，所以印出来的文本看上去好像纸牌里的“么”一样，上下左右的四边，留着大量的空白，以便于校对改正。还有，他反对把稿样印在一般贱价的黄纸上，而要求用一种白色质地的纸张，那样的话，在纸上的每一个铅字都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巴尔扎克又在他的小桌前坐下。他最先快速地一瞥──他是据有蓝柏尔·路易那种一目下六七行的本事的。──然后，跟着用笔使劲地一戳。于是他觉得不满意了。先于头一天，以及头一天他曾写过的一切，都要不得。造句紊乱，意义晦涩，结尾粗陋，风格多瑕。必须整个地加以改动，使它更简明一些，笨重处减少一些，更清楚一些。他向那块排印就的文本进攻，像一个骑兵向敌人巩固的方阵冲击一样，进攻时的那种狂暴是可以从他墨小四溅的笔下那些横穿纸面的凶猛的笔画和戳点看出来的。用他的笔当作佩刀般的一挥，一个单字被刺中了而被猛掷于左方；一个句子便从它的文气中裂出，而被抛向右方；整个一段文字被拉出来而被另一段替代。巴尔扎克要用他自己发明的符号，因为通常的给指导工人作指导用的那些符号是不够用的。没有一会儿的工夫，稿样四周便没有足够的空间来供给更多的修改，那些修改现在却比已印成的文本都多了。他在四周所改窜的文字本身上也做了许多的记号，用来引起排字工人对那些补充的事后想到的东西加以注意，一块本是白色沙漠，和中间一块印着文本的沃壤上，都被纵横交错的墨迹覆满为止。接着他必须翻过一篇在背面继续修改了。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当纸上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那些符号和使排字工人不愉快地顺着找路线的十字交叉线时，巴尔扎克就借助于他的剪子了。不要的章节被肢解后挪开，接着把新的纸粘在缺空上。另一个新的起头写成了，而一个片断的起头被夹入中间，整个文本被搜遍和掘起。这样混乱的一大堆排印好了的文本，加入修改和校正的所在，线条，黑点，和符号等，在一种比原稿无论难解和更加难读的情况下，送回印刷所。
在印刷所和报馆里，嬉笑的人群聚起来分析如此惊人的潦草的字迹。即使最有经验的排字工人也无法去索解它。并且，虽然他们赚着加倍的工资，却拒绝一天排印巴尔扎克的作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一个人必须有几个月的工夫才能学会了破译他那种象形文字的学问，但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一个具有特殊才能的校对人，还得重新校改排字工人仍悬揣无定的臆测。
但是，他们的工作不过仍处于初级阶段。当巴尔扎克收到第二次印好的大样，又以和从前一样的猛劲儿投身于它们去修改。他再次拆散如此辛苦筑成的大厦，把每一页从上到下都沾满墨迹为止，直到它的难度和复杂仍不减于它前身的时候。这样的情况要有六七次，不过在后来的稿样中，他不再把一段整个的文字拆毁，却仅仅只修改单个的句子，最后就限制自己只换掉几个字了。就他若干作品的情况看来，巴尔扎克重改他的稿样多达十五六次。但这个情况，对于他非凡的生产力，只给我们一种微弱的印象。二十年里，他不仅写了他的短篇小说，和他的小品，和他的七十四部小说，并且在那些作品最后印成问世前，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写了它们。
不管是出版商的恳求，或是钱财的需要，都不能劝阻巴尔扎克不去实行他那费钱的方式。很多次，他丧生了代价的一半，有时甚至竟整个丧失，因为他得自己付钱来偿付改正和重新排印的费用。虽然这只是有关艺术上的完整无瑕，但没有人能说服他改变。有一次，一家报纸的主笔没有等到最后的校样便把一份小说的稿子印出来了，结果巴尔扎克永远地断绝了同他的关系。对社会，他显得拖沓，轻浮而贪婪，但做为一个艺术家，他却在近代文坛上进行了一切作家所不及的最不屈服最本平良心的斗争。他把他的底稿校样当作唯一可靠忠实的见证人一样来爱护。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那间与外界隔绝的实验室中，他是怎样耗尽精力和自我牺牲使他工作上十全十美，（在那间实验室里，他辛勤地专心一致，是那些只看到他完成的作品的人所看不到的。）它们是他的光荣，这种光荣，属于不疲倦的工匠，属于努力工作的人，比属于艺术家更多一些。所以他把每一本作品编成一份，那是由原稿和那些修改的稿样在其各个阶段的积累合成的。接着把它们订成一大册，如果一本小说有二百多页，这个稿本则将近二千页。有时原稿并未和稿样装订在一起，而是附在里面。巴尔扎克从《人间喜剧》浩瀚的王国里，像拿破仑把那些公爵王子的文章和头衔分发给他的陆军元帅和忠实党羽一样，把那些册子当作他所能赐予的最贵重的礼物，赠送给他的朋友们”
“我见把这些册子送给那些爱我的人。它们是我漫长劳作和坚忍──我曾向你们说过的那种坚忍──的见证人，在这些可怕的篇幅上我消磨了多少个夜晚。”
其中多半送了德·韩斯迦夫人，而巴尔扎克的妹妹，德·葛丝特丽夫人，和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也在这些受赠人的中间。这几个为如此的光荣而选拔出来的人，是深深地知道这些无与伦比的文献的价值所在的，这可以从拿克加尔大夫收到《幽谷百合》的稿本后的回信中得到证实：（这东西是他多少年来友谊和医药方面对巴尔扎克照料的报酬。）
“这是真正令人惊异的纪念碑，并且应让所有相信艺术是美的人都看到它。对于那些读者们──那些人认为这些精神产品，在它们被孕育和创造时，是和它们被阅读时不费吹灰之力的──那将有多大的好处啊！我希望在王多姆广场中心设立我的图书馆，那样一来，那些对你天才欣赏的人，便可以学会批判你工作时所用的坚忍和谨严的真价值了。”
留存于现今的任何文献，除贝多芬的手册以外，几乎再没有比这些册子里面所有的东西，把艺术家奋斗的表现，表现得更加真实准确的了。在这里，巴尔扎克用以完成他作品的非人所及的精力，天赋的元气，比任何当时记载的掌故或肖像，都更能生动地供人研究。只有研究它们，我们才会发现真正的──巴尔扎克。
他戏称为“文艺烹调的工作”的工作于校样稿的三四个钟头占去了整个上午。接着，他撇开那些纸张，用一顿简单的午餐──一个鸡蛋加一两块火腿面包或一小枚肉饼──来恢复他自己。他喜欢过舒适的生活，也喜欢他家乡的有味的腌肉，脆鲱鱼，杜尔式的原味油腻的菜，以及多汁的红肉之类，同时他熟悉他家乡的白酒红酒，就好像一个钢琴家对琴键的熟悉一样；但是当他正在工作时，他抛弃了所有奢侈。他知道没有时间来迟缓怠情的，所以不吃好东西浪费时间。甚至他连片刻休息时间都没有，饭后紧接着把圈椅移到小桌边，继续摘抄备忘录，校正稿样，写一两篇东西，或是写信给朋友。
最后，将近五点钟时，他才算把笔放下了。他没有见到一个人，甚至连报纸都没有看，但是现在他能够松弛一下了。奥古斯都正在准备晚餐，他可能有时接见一个朋友或一个出版商，但他大多是独自一个人冥想的。他所想的大多有关当天晚上所要作的工作。他几乎从不到街上去，因为他实在太疲乏了。八点钟时，当别人出去寻欢作乐时，他于是上床去，并且马上就睡着了。他的睡眠很少有梦，大多是沉睡。他的睡眠像他做的任何其它事一样，带着极端强度的特性。他所已经做的整个工作，并不能使他在明天，后天获得解放，他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仍要工作，但一睡觉就忘记了这些。子夜，他的仆人又进来了，点上蜡烛，于是给醒来的巴尔扎克又复燃起工作的火焰。
这就是巴尔扎克一口气工作若干星期和若干月的方式。他直到手边的工作做完，绝不肯忍受任何打搅。但是在两个完全专心致志的时期是中间的休息，只能永远是短暂的。一本紧接着一本，就好像那件大织物──是他的寿衣，也是他毕生的工作──上面的一行针脚。他失望地感慨：“一本书接着一本书，一夜连着一夜，那永远是照样的。我要营造的建筑物实在是太广而且太高了！”
他时常会被这种丧失希望的恐惧心所袭击，并且把他自己所精铸成的锁链搞得哗啦乱响：“我在一个月里要做的事，是别人一整年或一年多的时间内干不完的。”但是工作对于他已成为一种强制的必要了，而且欲罢不能了：“只有工作时我才忘了痛苦，对我来说，工作是对我的慈航普渡。”
虽然他的工作是各种各样的，却对它的持续不断毫无影响：“我在不写的时候盘算我的计划，而在我不写也不盘算的时候，我改稿样。那就是组成我生命的东西。”
他生活时脚踝上绕着一条链子，当他要逃走时，链子便响了起来。倘若他去旅行，他仍然得写作。当他去恋爱和出远门去看一个被他的热情所倾倒的女人时，这种热情对于一种较高的责任而言，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当他宣布要向德·葛丝特丽夫人或德·韩斯迦夫人作一次预约拜访时，他也许会迫不及待，并且发狂地乱想胡思，但他在信中预先通知他的情妇，她决不可能在下午五点以前见到他。只有当他在做完当天残酷无情的十二到十五小时的工作以后，他才能把自己贡献给他所钟意的妇人。工作是比恋爱更重要的。《人间喜剧》比真实的世界更重要。
当我们想象巴尔扎克这二十年中写出的作品，若我们算一下他的商业贸易和私事，我们唯有惊叹不已。无论伏尔泰或歌德，都永远地拥有两三个唯命是从的秘书，甚至连圣提──柏夫还用了一个专给他做修改工作的秘书。但是，巴尔扎克在处理所有商业贸易和一切通信时，却没有任何的帮助。除掉他垂危时那封动人的绝笔书：──那时他手指已不能再提笔了，只能在他太太写的一封信后加上一个附白，“我不能再读书写字了。”此外他函札的每一行，他书籍的每一页，都是他亲手写的。当他过目所有关于他被涉及的诉讼程序，缔结合同，他没有一个商业代表，一个书记，或专门顾问。他亲自向商贩们订货，替他家庭采购东西，后来还照管德·韩斯迦夫人的财政，并帮她建议家庭中的一切。他接近病态地用尽他的精力，但他也一次次地承认这种不自然地消耗精力必将导致不幸的后果：“我的脑子有时就像失了火，而我似乎命中注定要因头脑的损坏而死掉的。”
在他过分紧张和用力的时期之后，允许自己略为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危险得像土崩瓦解似的；“我一天睡十八个小时，而在另外六小时，什么也不做。”在过分的工作之后，他休息的方式，其本身也是过分的。即使他能够提起精神去寻找消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他从洞穴中走出来，去找他的同伴时，他的头脑依旧处在一种兴奋状态中。当他跨入商店时，他仍旧处在那种幻想百万富豪的魔力之下，──这百万富豪只是他曾经从脑子里倒出来吓唬人的，──于是他就胡乱花钱。在他几乎连他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的若干个星期的缄默孤独以后，似乎因为禁锢过久，想要冷嘲热讽，想要沸腾出高谈阔论和隽语来，他很自然地垄断了同别人的谈话。在若干个星期的俭仆生活以后，他以一种肆无忌惮的好胃口来暴饮暴食，而当他旅行时，老是嫌马跑得不够快。他在所有动作中都保持一种可在他小说中找到的富饶的幻想，同时带有一种有生气的欢愉的本能。他可以和一匹关在马厩中过久的赛马相比，一旦可以自由地运转筋肉，呼吸到催人欲醉的自由空气，它马上会像一颗流星似地弹射出去，而不是用一种舒适缓慢的脚步来开始出发了。或者把他和从前热诚而粗豪的一个水手相比，几个月没有见过大陆，没同女人谈过话，没睡过床，一旦他们的船，在克服了海上重重困难之后抵达港口，他会把一个满腾腾的钱袋摔到桌上，喝足了酒，并从生活的纯爆炸性的欢愉中引起一场骚动。这就是巴尔扎克从自己规定的清规戒律中暂时松驰下来的休息期间的如何举动的情形。
但魏兰特，戈兹兰，那一大帮新闻界专擅品头论足的是非精，却玩耍了他们那不值一钱的小智慧，像小人中国的侏儒嘲笑那个从俘虏中释放出来的，在他们中间昂首阔步的巨人一样。他们记录了一些小掌故，那些小掌故传布了他幼稚的虚荣心和可笑的纨袴举动，而且把这些东西当作一回事地印在他们的作品上，于是每一个笨蛋都能感到自己比传大的巴尔扎克还聪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工作得像巴尔扎克一样的情形，假如他行动正常的话；倘若他经心着意每一法郎的计算，还认四分的利息把他的积蓄投资的话；假如他把握了被他统治的幻化梦境的全权后，而出现在实际的人世时，还能遵行那些沙龙的流俗的话；假如他把创造天才，给予在冷静而有外交手腕的策划的圈子里的话，那才是不正常呢！这种小聪明只有用来讽刺他那巨大身材走过时，映在墙上的怪诞的阴影罢了。他同时代的人们对于他的天性一点也不了解。因为巴尔扎克就像一个幽灵似的，他是没有几个短暂的时间来享受自由呼吸，只被允许在它所不属于的世界里遨游一样，直到不可避免的钟鸣声把它召回阴间为止。接着，他就被召回到他那孤独寂寞的藏身之处，回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对于他来说，那才是一个唯一真实的世界。
第三节 玫瑰花的铁链 巴尔扎克的真正的生活方式就是工作。他暗暗地自满地赏心乐意于一种魔妖一般的毅力和创造的意志，原因是这些都可以让他从伸缩自如的脑海和魁梧的身躯中取出最大（甚至于超过最大）的源泉。他终日从事于火热的工作而自豪地宣称：“我的工作就是我的放纵。”他的工作方式的原则就是从生活中吸取最多的经验。
可是，最残暴的意念也无法完全抑制一个人的来自天性的要求，人性总是注定去反抗在某种专心的事业中去削平情欲的锐刺的无常的生活方式，反抗在幻想中寻找满足。巴尔扎克经常遭到一种凶残的感觉的攻击──随年龄的增长，这种攻击越来越频繁，他总是感到他的黄金岁月已远离了他，最高超的艺术创造也仅能算作生活的代表，而不是生活本身。他向卡罗·朱尔玛坦白说：“我正尽力设法把我的生活集中在我的脑海中，”但他却恰恰做不到这一点。他同时也是一个伊比鸠鲁主义者，他在他那单调枯燥乏味的，远离尘世的日常生活中呻吟着。这个人需要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比只对毫无反应的纸张的纸张倾吐言辞还要热烈的表达方式。这个创造人物的作家，一度描写了一批和男人们谈情说爱的女人们的作家，他也需要一个可以被他所爱又可以爱他的女人。
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女人呢？这里，他的工作讨厌地拖了他的后腿。他没有足够时间去寻觅一个情妇或一个妻子。他不能够清闲自在地去到处寻找。倘若我们看到他如何屡次地委托卡罗·朱尔玛和他的妹妹帮他找一个可以把他从欲望的苦刑和感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合适的妻子的话，我们也会受到感动的。 突如其来的成名带给他一个奇异的变化。因为当他已走到失望的边缘，似乎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他所需要的女人时，女人们却要开始寻找他了。女人们往往喜欢一个关心她们问题的作家，但巴尔扎克偏爱他所创造的女性人物（他往往把她们描写成苦恼烦闷的，男人们不了解的牺牲品，）他对被弃的，被逐的或衰老的女人的同情，他体贴她们的失败，这些都触动许多女人的好奇，不仅仅是巴黎女人好奇。于是书信便源源不断地从法兰西最偏僻的省分，波兰，德意志和俄罗斯寄来给这位“涉测高深”的作家。
巴尔扎克平常忽视通信。他很少给人家写信，期望和这个时代的伟人讨论知识的问题总要令人感到失望。但是女性读者们的来信总给他带来快乐，同时又令他产生某种兴奋。这一类的通信在他那富有想象的头脑中，总可能包含有一篇可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小说。他也肯定会在预感的精神交通中向那些素不相识的女人们倾吐他的心情和忏悔，他拒绝向知心朋友们述说的心情和忏悔。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五日，当他和朋友马尔冈一家住在沙妻时，有人给他转来一封信，引起他特殊的兴趣。从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幻想和琐碎的事联起来的能力。在这件事中，他凭笔迹，信笺和文字的口气感觉到写信的人必定是一个高级贵妇，甚至是最高级的贵妇，虽然她只署英文的假名，没有签自己的真名。她一定是一个有着悲痛经验的，年青美丽却不幸的女人，并且无疑的是一个伯爵夫人，或一个侯爵夫人，或一个公爵夫人。
他的也许也有势利的心情的好奇心，令他坐卧不安。他立刻回复了这位不知名的人一封六页纸长的信。他既不知道她的环境，也不知道她的年龄（依据他自己说的话），他开始只给自己辩护，去驳倒她读了《婚姻生理学》之后给他带来的一些无足轻重的意见。但巴尔扎克难以抑制他的热情。一旦他要表露他的仰慕，他就拿狂乱的词藻去表达，一旦打开了他的心扉，带来的就是一场疯癫的忏悔。他对她说他只想和一个寡妇结为夫妇，告诉她他的“将来最秘密的计划”。他又告诉她他要用《驴皮记》来做为他的文学大厦──《人间喜剧》的基石，他“很骄傲有此企图，虽然我知道我的计划会失败。”
不知名的收信人读了这一封不是礼貌的复函而是充满亲密的自白，而且也没有她所期待的文学问题的答复时，肯定会惊讶的，她似乎也迅速地给他复信，可惜他们之间的通信现存已不多了。双方都希望彼此结识。不知名的女人除了社会上散布的闲话之外，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巴尔扎克的事，他的相片也刊登在许多报纸上，但他对她却一无所知。他的好奇心激动到了极点，他几乎不能够控制他的耐性，他要发现她到底是不是仅仅一个有才气的女人，她到底是不是一个年青美貌的女郎，到底她是不是一个渴望安抚的悲痛的灵魂，他是不是一个受过太多教育的有钱的中产阶级的女儿，或者（大胆的设想和希望！）果然是一个伯爵夫人，一个侯爵夫人，或一个公爵夫人。
结果证明他的心态的本能胜利了。那个不知名的女人确实是一个侯爵夫人（后来因为继承关系而领有公爵夫人的头衔）。侯爵夫人不像她从前的情人，那位由于窃国的科西嘉人而得到贵族特权的德·葛朗台公爵夫人，她是圣日耳曼镇中可以找到的最为深蓝和最为优秀的血流。侯爵夫人（即后来的公爵夫人）德·葛丝特丽·玛丽·亨利爱特的父亲是德·麦利公爵，以前的法兰西元帅，十七世纪时就有了他的家徵；侯爵夫人的母亲曾经是德·费兹──詹姆士公爵夫人，也就是说，是斯图亚特王室的家属了。她的丈夫德·葛丝丽特侯爵是著名的德·葛丝特丽元帅的孙子，一个德·基尼斯公爵夫人的儿子。巴尔扎克差点发狂死掉，因为像这样一个在夫家和娘家两方面皆为世族的家庭实为贵族中难能可贵的一个了。她在年龄方面也满足了他的完美的理想。那时她三十五岁，可看作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在其它方面，她也是所有女人最能符合巴尔扎克典型的，因为她是一个不幸的，失望的，多情的女人，她的过去的婚恋史在巴黎社会中丝毫不比《驴皮记》逊色，并且曾经被司汤达所利用，当作他的处女作《阿尔曼斯》的素材。
巴尔扎克轻而易举地发现她的浪漫故事的细节。年方二十二而作为法兰西贵族里最美丽的年轻女郎时，她邂逅了全权的奥地利大臣梅特涅的公子。她坠入了爱河，狂热地爱上了年轻人。公子虽然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强壮体格，却在社交和外表的魔力方面得到他父亲的遗传。因为法兰西的上等贵族仍保守着十八世纪的开明的哲学传统，若这一爱情没有越出秘密的界限的话，她的丈夫肯定会默许，不管这爱情是怎样的炽热。可是，为了不只激起司汤达，而且刺动全巴黎社会的真诚和同情心的目的，两位情人却蔑视任何的和解。梅特涅·维克多王子放弃了他那光荣的事业，德·葛丝特丽夫人离开了她丈夫的家，断然不顾社会的批评，他们决定只为彼此，只为互相的爱情而生活。这对情侣游遍欧洲美丽的国度，后来他们生了个孩子，他们的幸福得到了珍重保证。后来，奥地利皇帝封那个孩子为房·阿尔登堡男爵。
但是，好事多磨，乐极生悲。侯爵夫人去野外打猎时，不幸坠马伤了脊骨。此后，她只能躺在床上或斜靠在沙发里打发时光，但此事发生不久她连她情人的温柔照应也被夺走了。一八二九年十一月，梅特涅·维克多死于痨病。对她来说，这一打击比坠马还要凶猛。她不能再继续居留在只有他们的爱情才可能反映出美丽景致的风景宜人的国度里了。她回到了巴黎，她并未恢复社会上的地位，也没有重新恢复她在丈夫家中的地位，因为她曾侮辱过这个社会的风俗。她隐居在卡斯特兰宫殿中，她父亲的家中，只和书本打交道，不和旧友交游。
由于她每天都是他大胆梦幻的实现对象，所以继续和这一个女人通讯，让她拿友谊的话语给他写信，这足够激动巴尔扎克的心了。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一个弃妇，一个贵妇人已经选择了他，选择了他这个农夫的孙子，以前的一个小乔尔布亚的儿子，巴尔扎克，多光荣啊！多少的仲马，雨果，穆塞都只娶到布尔乔亚的女人为妻，找到女作家，坤伶、轻佻女郎为情妇，巴尔扎克胜过了他们！倘若他被允许去炫耀他在她身上得到的不仅只有友谊，倘若在暴发的公爵夫人（如德·葛朗台夫人）和可怜的小贵妇之后他居然能够成为一个正牌的老法兰西贵族公爵夫人的情人甚至于为丈夫，成为了梅特涅王子的继承人，恰如在德·葛朗台公爵夫人的事中承继了王子的父亲一样，他的胜利是多么的伟大啊！他坐立不安地等候邀请，希望受到允许去拜访那位著名的未曾谋面的贵妇人。二月二十六日，带有“信任记号”的一封信终于来了，他立刻回信说他同意接受她的“仁慈的赐予”，不顾“见面时将要遭受相当的损失”的危险。
他这样匆忙地幸福地回信，以至于疏忽了另外一封放在他桌上却未启封的信。这一封信是那一天一个署名“无名女人”的从俄罗斯寄来的。
更不用说巴尔扎克在没有见到德·葛丝特丽夫人以前，便无可奈何地爱上了他。假使他发现她是一个愚笨的或丑陋的女人，一个嫌怨的或是仅仅喜欢吵闹的女人的话，这却不会影响他的感情，原因在于他的一切感情，包括爱情在内，都受他的意志控制。在他结束细心的装扮，穿上新做的衣服，坐进车里驱车向卡斯特兰宫进军之前，他已下定决心要爱上这个女人，同时也让她爱上他。就像他跟那个“无名女人”发生的公案中一切的行为一样，他已把德·葛丝特丽侯爵夫人塑造成一个理想的偶像，希望要委任她担任他生活史中的女主角。
这生活史的开始几篇确实和他的幻想吻合。一个虽不太年青，看来有点苍白，有点疲倦，却还说得上年青的一个少妇，坐在趣味卓然的客厅里的沙发上，他是一个曾经恋爱过的女人，知道一切爱情所包含的内容，却需要在孤单的生活中寻求安慰。令人奇怪的是，这个一向和王公大臣们来往，并有意大利大臣的公子当情人的女郎，却并不讨厌这个身体肥胖，肩膀宽阔，任何高明的裁缝都无法使之变成美少年的平民。她睁着眼睛，充满兴趣地看着他，娴雅地听他的活泼的谈论，因为他所认识的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物，第一个作家，虽然她是文静的，她却感到了他拿来接近她的激动的躁急和领悟的同情。两三个钟头的时间随着魔幻般的谈话慢慢逝去，虽然她尽可能地忠于她那死去的可怜的情人，她却抵抗不了命运给她送来的奇人给她带来的敬仰而生的冲动。在巴尔扎克一面，这是疯狂的中国；在她一面，这是友谊的开端。他给她写信道：“您这样客气地接待我，我同您一起渡过的时光如此地有意义，我确信只有在您身边我才能找到我的幸福。”
他们的关系变得渐渐密切起来了。以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时间，巴尔扎克的马车都在每天晚上停在卡斯特兰宫前，他们两个人也就谈话直至午夜以后。他把他最后的作品念给她听，请求她的指教，他陪她到戏院去，他拿他的《查伯尔上校》，《三十岁的女人》和《噩耗》当礼物送给她。由于失去情人而孤单的久悲的女人开始从这种谈论知识的友谊之中体验到某种类似幸福的东西，但是在巴尔扎克的方面，友谊还是远远不够的。
当巴尔扎克的需要超出了比知识的交流还要多时，他的追求也就变得渐渐地强烈起来。他向她坦白，告诉她她是他的欲望的对象，因此他也愈来愈紧迫地要求她的屈服的开始和结束的承诺。德·葛丝特的夫人由衷地感觉到（或许是下意识地感觉到）被一个她所崇拜的天才所仰慕是何等的荣耀，因此她也并不用冷冰冰的蔑视来阻挡她的过分暧昧的举动。她甚至于故意去挑动他的亲密举动，虽然我们不可以完全地相信巴尔扎克在他带有报复性色彩的小说《兰齐公爵夫人》中所描写的情形：
“这个女人不仅客气地接待我，并且为了我的利益而展示她的所有的相当可观的妖冶的艺术。她要使我欢喜因而竭尽最大的努力来让我停留在麻醉的状态中，来鼓励我。她使尽她所有的力量去强制一个静默的怯懦的情人去坦白他的心情。”
但是，当情形开始滑向危险的地步时，她就坚决地阻止了他前进的脚步。也许她要继续忠于她昔日的情人，她孩子的父亲，她曾经为他而放弃了荣耀的社会地位，并且她觉得自身生理上的残缺并不允许她走得更远，可能她确实由于受了巴尔扎克的粗俗外表的驱使而出此下策。也许她担心害怕他的虚荣心会让他在公共场合去吹嘘他和贵族妇女的关系（这并非一个不正当的理由，）她仅允许他做些类似他在《兰齐公爵夫人》中所说的“怯懦的情人应当满足的迟缓的小小征服，”顽强拒绝“用身体的屈服表明心灵的屈服。”生平中第一次，他不得不承认他的意志并非是全能的。几个月的不懈追求，每天的拜访，和为保党而努力的在笔墨方面的活动，不管他如何地委曲求全，他仍旧只是德·葛丝特丽夫人的理性的朋友，却不是她的情人。
即使是最具智慧的人往往也是到了最后一个人才会察觉到这样做是毫不值得的。巴尔扎克的朋友们并瞭确实的情况，他们看着他在公共场合中所表现出的举止上的改变，不由得大吃一惊。他们看着他拿着小望远镜，从意大利剧院的黑厢中往某一个包厢窥视，看着心神不定的巴尔扎克变成了花花公子，看着他变成了仅把中产阶级（不管他们是怎样伟大的画家，作家，政治家或音乐家）当作小厮的德·罗桑公爵和德·费兹──詹姆士公爵客厅的常客。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这种希望往上爬的侈糜的生活会有损于他的声望，等到他们的巴尔扎克·奥瑙利在极端反动派的报纸《改造》中当一个政论的作家并大出风头时，他们都正面地感到惊恐了。在《改造》中，巴尔扎克妩媚地同情封建的特权，并且在德·柏利公爵夫人面前公开地屈膝了。他们相当了解他的性格，他们的本能告诉他们，他一定被某只无形的黑手带进了这黑暗的政治生涯，他们知道他并非贪图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卑贱的无赖。巴尔扎克特别小心不让德·柏尔雷夫人得知他和德·葛丝特丽侯爵夫人通信，并去拜访侯爵夫人的事，但德·柏尔雷夫人却恰恰是首先警告他的人。虽然她自身倾向于保王党的运动（因为他是路易十六和安他涅特·玛利王后的“教子”，她是贵族的家统），她却十分厌恶巴尔扎克突然变成一个保王党的宣传家，并尽力劝诫他不要变成了“这些人的奴隶”。她用她在贵族社会中的经验来观察，她用旁观者清的地位来观察，知道这些贵族并不真正地敬重巴尔扎克这个作家，不过是利用他的谄媚罢了：“从本质上讲，他们是顽固无情的保王党人，我的朋友，他们不会仅因你的缘故而改变他们的作风。”
更加坦率无礼的则是，卡罗·朱尔玛深恶痛绝地阅读巴尔扎克给当时尽力设法令他的儿子查理十世的孙子继承法兰西国王的德·柏利公爵夫人所写的颂歌时给他寄来的诤言。她告诫他不要为那些宫廷人物作保镖，不要由于和那些人鬼混而葬送了他的名誉。甘愿冒着失去友谊的危险，这友谊是她最为珍贵的东西，她严厉地警告他因为她对他天才的仰慕令她痛恨这种重视一纸贵族证书却轻视心灵的统一性的卑贱行径：“你居然依附于顽固的享有特权的贵族！你难道不能从你的梦幻中清醒过来吗？”
两位真诚恳切的朋友都不知道到底是玫瑰花的铁链或是金钱的铁链把他捆绑在布尔崩的一群仆从中，但是她们都感到他被迫放弃了他的独立自由，他不忠实于自己。从二月到六月之间，差不多有五个月的样子，他一直奉承着德·葛丝特的侯爵夫人。六月初旬时，他突然间离开了巴黎，到沙妻去和马尔冈一家人住在一起。是否他的热情冷却了下来呢？是否他害怕发生一种关系导致毁坏他留在柏拉图式的友谊中的努力呢？是否他自我感觉到坠入深坑却已冲出了重围呢？不是。虽然他的明见告诉他没有希望了，他却还在他的雄心所引发的一个感情的蛊惑之下。最后，他用公平的，失望的态度向卡罗·朱尔玛瑙坦白他的景况：
“我现在必须去爱克斯，到沙无瓦去爬山，跟随在也许要跟我开玩笑的某个人后面跑──那些在眼中无疑是一个丑恶的贵族妇人，这是一个有着天使一般美丽面孔的，并且人们认为在这个美丽的面孔之后必有一个美丽灵魂的女人。她是一个正统的公爵夫人，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谦逊，又聪明，又娇媚，又多情，和我以前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大不相同。一个在靠近的接触和每一次诱惑前退缩的女人，一个说爱我，却当她固执时变把我软禁在一个威尼斯宫殿深处的女人！……一个（你知道我向你坦白说明的一切事！）要我专门为她而写作的女人；她只是这样女人中的一个，就是别人得毫无保留地崇拜也，假如她要求的话，别人就得跪在地上，去征服如此一个女人真乃人生一大乐事啊！──这仅仅我在幻想中遇见的一个女人！……对什么都要妒忌！倘若我可以跟你一起住在安古莲，靠近你的磨粉厂，既可以心灵平静，又可以感到愉快，饱尝冬菇，倾听风轮机的转动，不是在这里耗费我的生命和时间，而是跟你和你的朋友们一块谈笑话，这一定对我会更好的。”
但是，他这一次暂时地离开巴黎和德·葛丝特丽夫人并非因为他感到他对她的仰慕已宣告破产。原因并不带有罗曼谛克的成分。定时爆发的一个使他伤透脑筋的经济上的悲剧，和夏日的暴风雨一样，又一次地向他袭来。巴尔扎克恰恰和米达斯相反。他的手接触的东西没有变成金子，却变成了欠的债。只要他着手投机的买卖，只要他谈恋爱，甚至于旅行，结果总是导致经济上的悲剧。因为他的预算搞得十分紧凑，从他工作中抽取一分钟时间就意味着欠下债务中的一笔钱。他在戏院和德·葛丝特丽夫人的客厅里所浪费的夜晚他可以写成两部小说，而这种收入的损失又因为支出的增大而更加严重。他按照适合追求贵族情人的方式不幸地把他的债台筑到高得不可想像的程度。驾车去卡斯特兰宫便花费了不止九百法郎的草料费，而裁缝的帐单，三个仆人的开销，和阔绰的生活使他累积债务。这一次没有债权人来围攻他卡西尼街的房子，却来了一帮执法官。只有一条路可以挽救他，就是回到写作上来，但写作需要清醒的头脑：他只有唯一的选择──逃跑。他从爱情中逃了出来，从巴黎逃了出来，躲开了债权人，逃到了别人找不到他的地方去。
他所要写作的东西已经事先卖了版权。动身以前的那一天，他签订了两个合同，预支了一千五百法郎，作为几个月的零花钱。但他离开巴黎前必须付清一千四百法郎的债务，等他踏上去沙妻的驿车时，他身上仅剩下一百二十法郎了。好在住马尔冈家时，他所有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他也没有什么花费的地方。他只在吃饭时出来一两个钟头，整天半夜地坐在房中写作。但是静悄悄地坐在沙妻的房子中却不能降低巴黎家中流水般的开销。他得找人减轻他的费用，清理他的事情，平息商人的吵闹和与债权人斗争，但他唯一能够负担如此繁荣负担的人只有他的母亲了。在挣扎多年脱离她的庇护以后，现在他被迫去卑下地躲在他节俭持家的才能之下了。
顽固傲慢的儿子的屈服是老妇人的一项胜利，她开始勇敢地防护一个失去了的地位。她降低了他的家庭支出，辞掉多余的仆人，击退了查封产业和商人们的进攻，把他华丽的马车和华贵的马匹卖掉。她一个苏一个苏，一法郎一法郎地设法恢复他那崩溃的财政，即使是她，不久也毫无办法地面对债权人的暴风骤雨似的突击。房租仍未付清，房东便抄押家俱。仅一家面包店便拿来一张短欠七百法郎的清单。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单身汉如何消费如此之多的面包。因为每天都有在巴黎金融市场上流转的期票和汇票需要回收，所以她在无可奈何中只能给她的儿子写信，但是他的儿子在书未写出之前便已把书稿版权出卖了，他看出没希望从出版商那儿再弄到一个法郎了。于是他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工作，却还不清他过去几个月所短欠的债务。
文学不能够拯救他，这很明显。于是，他又故技重施，就是设法娶一个有钱的妻子；这在一个看来已风情万种的人似乎是很古怪。因为身心的奇特配合，那一年的年初，正当他对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浪漫欲情不断增长时，他却去尽力地取悦一个名叫德·杜鲁米利的年轻小姐，这个新的恋爱对象恰好由于父亲的去世而变得富有，这件事和巴尔扎克的追求不仅仅是偶然的凑合而已。因为历史上并未记载的某种理由，他的追求被人家拒绝了，富有的孤女甚至侮辱了他，因此他决定去找一个富有的寡妇，并希望因此能够保证生活上的物质条件，永远地平息他动乱的心灵，使他得以安心工作。在万分失望中，他不但拜托了他的老母亲，甚至请来了他的老朋友德·柏尔雷夫人去给他从速物色，去寻觅一个可以拯救他的经济危机的阔绰的寡妇。
居然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候选人被找到了，这个女人即某一个德尔布律克男爵夫人，并且她是一个热烈崇拜巴尔扎克的女人。他想出了一个计谋。夏天的时候，因为男爵夫人在沙妻不远的地方有一处财产，所以那只金色大商船一定会依照规定的行程抵达港口。于是巴尔扎克便在他的词汇军火库中贮藏了一切足以擒获这一贵重胜利品的武器。为了在最后突击之前软化她，他便送给几部上面有热烈献词的他的作品给她。当时，她居住在查尔西另外的一座别墅中，那些礼物可能会促使她急于和这位有趣的年轻作家结识。每星期三，他放下的写作，从沙妻走向附近她的财产地麦勒去打探消息。
但不幸的是，男爵夫人并未表现出急于离开查尔西的迹象，假如她收到任何暗示，得知巴尔扎克急于和她那富有的财产谈恋爱的话，她则会更加从容不迫地慢吞吞地来。他那微小的钱包被从巴黎似洪水的滚滚而来的恐吓信熔掉了。除了浪费他的朋友的小小接待费之外，他的一百二十个法郎早已减少到几个银币了，他再也不能在沙妻住两个星期以上的时间了。若在见到男爵夫人之前就离开了沙妻，那么他的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了。他的机智达到了巅峰又走到了终点：“一个人把这么多的担忧加在文学工作上，此外又有所有事务的困难，他最好将生命结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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