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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传3


  这个住所费用比莱斯底居耶尔街多些。他占有三间房间──起居室,书房和卧室,以及一间讨人喜欢的小浴室──一年还不到四百法郎。但是,巴尔扎克不知道如何去节省。在他刚刚搬进新居之时,他就想要花一笔钱来装饰它。他像华格纳一样,当他仍在辛苦地挣钱的时候,他就想在他的环境中享受一下。华格纳只要搬一次家,首先便是请家俱设计商装置一天鹅绒的窗帘,把家俱覆上锦缎,铺上厚地毯在巴尔扎克勤勤恳恳地用功的环境之中,他需要纹饰甚至是过分装饰的环境,实际上,这种环境对于孤独的生活来说,是过于热闹了。他喜欢把房间装饰得有各种各样排场的背景,这跟他用大量的琐碎小事塑造小说中的那些角色的环境一样。这种琐碎的小事,是需要一个建筑师,一个裁缝,一个家俱设计商以及一个鉴赏家的综合学识。现在,他还没有钱购买更值钱的像意大利铜器,金鼻烟盒、装饰有花纹的马车之类的必需品。在卡西尼街,他暂时使用的都是价格低廉的奢侈品上。他搜寻遍了所有的古董店和古玩铺,去买那些没有多大用处的摆设品。他在玛勒街居然从债主们那里偷偷地救出了几件家俱。不仅他的父母,甚至他的朋友拉杜摄,都觉得一位不名一钱的作家,竟然对这些物品发生了女性特有的嗜好,真是太令人捧腹大笑:

  “你简直一点也没有变。你挑选了卡西尼街去住,然而你从来不在那儿。你哪里都去,就是不到那个正在等着你,而你在那儿又能谋得生活的圈子里去。你的注意力都在那些地毯,桃花心木的柜子,装订得极其费钱的书,多余的时钟上面。你搜遍了整个巴黎就是为了找一只从来不会向你放射光明的七星樵,而你的口袋里,连使你能去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的几文钱都没有。”

  也许在这种环境中,他需要依靠这种过剩来使他的内心的过剩得到平衡。他把他的书房简直变成了一个僧院,并且使它永久保持这样。那屋里的一张小桌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他去什么地方,他总是带着它,好象有点迷信似地它离开自己。还有那只烛台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多半情况下是在夜里工作的。还有那架装纸张与稿件的碗橱,都是必要的。但是那间客厅必须是媚人地带着诱惑性:那间卧室,尤其是那间浴室,必须是妖艳的。他从那工作的黑暗的小房中走出来的时候,他要温暖的感觉,他要周围有肉感的颜色,他要有精致的家俱,以及一朵从财富的乐园中生出的五色云;他要有一些能使他脱俗的东西,因为这个原因,他将不会从他的梦想中突然地醒来。

  但是,巴尔扎克能从哪儿弄到钱去买这些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呢?他不仅挣不了钱,还背负了六万多法郎的债务,而且光付这债务的利息就有六千法郎。在莱斯底居耶尔街,他为了省钱,不得不自己擦洗屋子,自己从六条街以外的地方汲水,虽然这样,才仅仅够糊口的。他现在欠着巨额的债务,怎么可能在买必需品之外,同时还买奢侈品呢?他小说里的主角,德·马尔赛,拉斯迪额,以及梅尔加特,帮助我们解开了这矛盾的东西。他们一再抗辩这个题目,说如果没有负债,或仅仅负小债,这就能使一个人节省,而巨额债务却能使人奢侈浪费。当巴尔扎克一个月有一百法郎时,他在每花一法郎前都得再三琢磨。而当他负了一笔对他而言是天文数字的债务时,那就不论他是否偿还了债主们的另外几百法郎,或是在原有债务上再加上几千,都是没有两样的了。他的主角们的争辩──巴尔扎克也如此──说如果一个人出了名,或是娶了一位有钱的太太,或是在交易所里交了好运气,那就什么都好办了。相反地,如果徒劳而没有什么成就的话,那么他额外增加的债,对于他们的债主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的。

  然而巴尔扎克注定会成功的。他深深地知道,真正的奋斗决不是仅仅为取得少得可怜的钱财而战斗,这些不过是战斗的刚开始。这一次胜利是会影响他的终生的。他把一座拿破仑的小石膏雕像立在他书房的壁炉架上,以改变他书房里空荡荡的感觉。巴尔扎克觉得这位伟大的征服者凝视着他。就像是对他发出挑战。他在一张片上写道“他用宝剑战斗并没有完成他的事业,我将用我的笔锋完成我的事业,以此来作为一种驱动自己奋发向上的原动力。他把这张纸条粘在雕像底部,留在那儿持久地勉励他,鞭策他一股作气,直到取得拿破仑曾经攀登到的果实;并且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在他白手起家之前,不过是住在巴黎一间顶楼上,一年又一年地等待着时机。巴尔扎克以桌子为战场,以笔作为唯一的有杀伤力的武器,把几卷从没用过的稿纸作为他仅有的弹药,就这样决定去征服这个世界。

  现在比起以前来可便利多了。巴尔扎克不仅发现自己工作的才能,而且知道他工作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过去的十年艰苦的挣扎使他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发现了取得成功的条件主要是坚强的性格加上不屈不挠的精神。他认为,只要他专注于某一方面的事业,并且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向它。那么,这种意志力是会创造出奇迹的。只有目的的单一,专注的集中,这才是生命力量的来源,它也一定会保证你走向成功。他在商业方面太幼稚了,太缺乏经验了。他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在里面,并且把注意力始终都盯在上面。还有,他并未像成功的商人一样,把每一分钱以及每一份订货都看得格外重视。在他从事印刷业的冒险活动中,他也并没有把每根弦都绷紧起来,他的聪明才智并没用在上面,而是花了不少时间去从事写作事业。如果他现在再想在文学上有所发展,他必须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里面去。并且从事创作他也有许多便利的条件,首先是他通过大批匿名作品锻炼了他熟练的写作技能,其次是,他经过和各方面的人的接触以及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他的创作材料显而易见地足够满足他广阔无际的素描了。他侍候过不少主人,并且什么工作都愿意干。他快三十岁的时候,他的学徒生涯已宣告结束,他将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以全身心的力量投入到他所从事的工作话。

  为了自己以及新的工作,他决定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去出版他的一部作品。他只要隐藏其庐山真面目在名字之后。(他除了能迅速地获取一笔收入外,没有其它别的目的。)他不论赞美谁或是责难谁,都只能给他带来一点小小的责任,因为大部分责任都由那位真实的德·圣沃盘先生担负了。然而转念一想,一旦在市场上,他的作品能赢得众多的读者并且能给他打开一个新局面。他就再也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作一个依靠流行小说吃饭的人。因此,他必须把自己的真名写在新的招牌之上,他必须以真实面目进入作家群,并且打算跟最成功的、最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一争高低。他不但要跟他齐名,而且还要超过斯各脱,他给他的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作的序言,就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的:

  “作者从来都不想把自己限制在单一的叙事体风格之内。那种风格实际上使人昏昏欲睡,动作也是按部就班,就好象给读者展示一蝠清晰的骨骼表图。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深刻的教训,现在人们必须用自己都能了解的方式描绘。这种方法许多天才的作家已苦苦追索了几十年,现在作者也决定加入这个搜寻者的行列。作者在这本书中,试图重新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并把历史上一桩偶然的事件赋予其伟大的生命力。他宁愿采用活鲜鲜的口语而决不用官方文件式的记录,宁可描写战争本身而绝不是把它当作战争的总结报告来写。并且他不是用史诗般的叙述,而是动态的戏剧描写。”

  巴尔扎克很早就尝试过写韵体悲剧作品,不过这次他是第一次全力发挥而对待其工作的。而不久的将来,世人会惊奇的、心甘情愿的接受他极度专心致志所取得的成果。

  巴尔扎克很快就开始工作了,为这本他选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素材。在稿纸中,有一本内容是,与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旺代叛乱有关的事件,其名是“少年”。另外一些情节,他是从准备放在另一本有关西班牙的匿名作品里取出来的。然而,他那日益增加的责任感使他醒悟,在他较早期的历史小说中,有很多史料是虚构的、错误的。要是他选用他同时代的题材,仅仅靠纸片上虚构的情节充实人物、环境显然是不够的。他必须以白描式的笔法叙述生活中的实际环境,并且赋予它典型的意味,生命的旺盛力。他以前的关于中世纪的小说,只有专家才能看出他的毛病之所在,而旺代战争离他所处的时代也并不遥远。无数目击者──那些参加过革命军或与加都答尔的农民军打过仗的人──现在仍然活着。巴尔扎克于是用他那踏实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去开展工作了。他从图书馆借来当时人们的回忆录,仔细研究那些军事报告,并大量摘录了许多有用的细节。他发现,那些微小的、无足轻重的但真实的琐碎小事,竟使一部小说令人相信它的活泼生动。艺术是需要真实的,如果那些角色所依存的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土壤,他们是绝对不能生长发育成丰满的人物形象。必须使他们生存在那个时代的土壤和环境之中,让他们呼吸着那个时代的空气。然后,巴尔扎克便带着他的一部独特的、有鲜明个性的现实主义小说登上了舞台。

  巴尔找遍了所有能利用的材料,并仔细研究了两三个月。同时,他也熟读各种地图。尽可能准确地寻找各个部队的军事行动。是的,一切直接观察生活比最敏锐丰富的想象力部要明确得多,并且给人很深的印象。巴尔扎克认为,除非德·维尔纳小姐坐马车跟他的女主人路线一致,她的旅途所见所闻就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他只有置身于真实的现实环境之中,并且发挥其独特的、丰富的想象力,他创造的那些人物和景物才会生动有吸引力。

  真是凑巧得很,一位曾经参加过抵抗朱安党农民军的老年人,刚好就住在当时军活动的发生地福吉尔。并且,这位德·彭迈惹尔男爵是巴尔扎克家族的一位老朋友。即使因这次旅行借债,或是写一些骗人的作品(即使一些研究巴尔扎克的专家都不能断定,在他开始写正经小说的时期,他倒底写过多少糊口作品。)这样的有利机会绝不能错过。他急躁地向德·彭迈惹尔男爵坦白,说他由于经济状况不稳定,他必须被男爵邀请到他家去小住。而德·彭迈惹尔男爵,大概在偏远的村子里过于寂寞,并且像每一个老战士一样,喜欢有人洗耳恭听他往日的战斗故事,于是复信说迎欢巴尔扎克去他家。

  他那时依然很爱虚荣,象他后来发生的事一样,在他一百三十件背心中挑选一件最考究并且最贵的。同时他也没有自己的马车,让一位穿制服的侍从陪着旅行。于是他穿得非常俭朴──甚至可以说是衣衫褴褛──爬上了公共马车,并且找了一个价钱较低的座位。他连全程的费用的付不起,因而最后一段路他不得不步行。他这种在公路上步行的情景,加上已经有点乞丐的装束,使得他就象一个落难逃荒的人。当他满衣泥污和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德·彭迈惹尔的门前时,意然被当作流浪者。不过,这种印象不久就消除了。在初次介绍尚未结束之前,他便满心地喜悦起来。因为他终于找到好去处了,在今后几个星期之内,吃住是不成问题了,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兴奋,紧张的心情也就渐渐松弛下来。德·彭迈尔夫人给我们留下了这第一次会面的文字记录。她把他身上放射出来的生命力,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

  “他是一个短小但块头很大的年青人。由于他衣着不合身,使他那大块头的身材格外明显了。他的帽子真是糟透了。可是他把帽子一摘下来,让人看到他那富有表情的面貌时,一切不愉快的事都已经忘记了。从此以后,我只注意他的脸,任何没有见过他的人,根本想象不出他的前额是什么样,他的眼睛又是什么样!一副宽大的眉毛非常清晰明显;含黄色的眼睛充满表情,就跟他说话一样。他的鼻子高而方,大嘴永远含着微笑,露出一排参差不齐的牙齿。他的髭浓密,头发垂到肩了。在他刚到的时候,他全身都显得瘦小,就像从来没有吃饱过……他的整个仪表,他的一举一动,他的魅力,以及他讲话的方式,都显示出他的天性的善良、纯朴和坦荡。人们看见他的那一刹,就已经不能不喜欢上他。他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那永久的好脾气,这种好脾气太丰富了,简直都能感染别人。”

  他在德·彭迈尔家休养得很好,以致他返回巴黎好几个周,都还没有消失他那“新获得的肥胖和良好的气色”。

  他原打算在那里只住两个星期,结果竟住了两个月。他倾听德·彭迈惹尔的怀旧之语,记录着,并且还边写作。他已经忘掉了巴黎,忘记了他的朋友,甚至是德·柏尔尼夫人。他曾向她发誓,他一定会把记录着日常生活的印象的日记寄给她。他全神贯注地生活着,那种聚精会神的状态,将会是他顺利成功的第一步而已,他全身心地专注于他的工作,在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可以把他的新小说的几章,寄给在巴黎的拉杜摄。

  拉杜摄有发现天才的良好本事,他立即预言巴尔扎克有希望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预言最初可能是诚恳真挚的,结果却真正地出现了这种情况。他决定为这本未来一定畅销的小说一本姊妹篇,并且深知巴尔扎克不会拒绝,于是就把一千法郎作为这本尚未完稿的小说的版税寄给他。巴尔扎克当然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虽然他以前毫不费力地就写了几本书,并且兜里就装了一千五到两千法郎的现钱,而按目前的情形,一千法郎的现款已算不错的了。要是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那他们的交情也就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拉杜摄过去一向认为巴尔扎克写作速度较快,不论是写凶杀的,残暴的,还是言情小说,他总是一天都不误地能拿出稿子,而现在他却发现一件令他不愉快的事情,他总得提醒巴尔扎克快点把稿子交出来,但他都不大愿意,除非他自己对稿子已经满意才行。以后的耽搁稿件的事就接踵而来;当稿子费了很大工夫最后从那位推三托四的作家那弄出来,并且排好了版时,而巴尔扎克却又把那稿件作了无数处的修改变动,以致稿件不得不再一次排版,拉杜摄发火了,他认为巴尔扎克永无休止的删改,使他蒙受了金钱和时间的双重损失,但是巴尔扎克依旧是我行我素,从不着急。艺术家的一种重要的责任感就这样竖立起来。巴尔扎克第一次感到他的巴尔扎克·奥瑙利是多么的神圣,他必须为他的姓名负责,他决定要使他的姓名永垂青史。虽然他对事业和自己的负债都无所谓的,但写作这件事对他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容不得丝毫马虎和儿戏的工作。

  巴尔扎克的《最后朱安党》(或《一八○○年的不列颠》)由康耐尔出版店在一八二九年三月中旬发行了。这本书共四卷,签署的只是巴尔扎克·奥瑙利,而还不是德·巴尔扎克。这部书没有取得预定的效果,其原因是有存在的。在这部书里,巴尔扎克第一次显示出大作家的大手笔,他用极熟练的笔法展开场面,生动的身临其境的战斗描写,全书的布局和照应简直处理得完美极了。雨洛司令间谍高乃丹这两个人物,是实际生活中人物的摹本。他那对政治的深刻的洞察力,把那个时代的特征绘般地绘下来了。他把他终身崇拜向往的、拿破仑强有力的敌手福赤从许多阴影中形象地勾勒出来。只有这本书的情节可以让人了解到他是曾经写过德·维尔纳小姐这个角色的流行小说的作者。因为他从两三年前出版的一本用假名的小说里移值了大量写得不太深刻的情节。

  尽管巴尔扎克和拉杜摄花费了不少精力为这部小说作宣传,但巴黎的批评家们却对它没多大兴趣,并指责它“风格太拙劣”。即使巴尔扎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前些年的粗乱写作给他造成了不小的损害。甚至在五年之后,当他用了最大的努力去洗刷他的风格并写了一本新小说送给热拉尔男爵去看他这部“修正了风格的作品”,他仍然认为:“不管我怎样善于伪装,恐怕我这初出的手笔写出的作品,别人总会看出来的。”同时,读者对这位未来的斯各脱爵士的法国作家,也并不是特别热情。虽然尽了最的努力,然而一年仍然只卖了四百四十部。对巴尔扎克天才的过早的相信,必然会导致金钱上的损失。

  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补偿了巴尔扎克这次不完全的成功。当他的《最后的朱安党》还没有完稿的时候,出版商勒瓦瑟尔发现了他的住址,并且拜访他,毫不留情地提醒他,在一年前他曾付给他二百法郎叫他写一本叫作《商人手册》,然而巴尔扎克早已把这件事给忘了,但是勒瓦瑟却坚持要求他非履行合同不可。巴尔扎克不愿意打断正在进行的正经工作而转去写一本流行的小册子。于是向他的债权人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即在他的旧稿中找一本《婚姻法典》──这本曾用《结婚生理学》的名字在他自己的印字馆里排印过──如果勒瑟尔同意的话,他准修订这本旧书来偿还他所欠的二百法郎。勒瑟尔恐怕很清楚从这个贫困的作家身上是弄不回二百法郎的。只好答应了他这个意见。

  巴尔扎克又开始工作了。在他写完时,原作已经没有多少了。近年来,他读了不少拉伯莱的作品,于是他便用一种充满激情的风格取代了他从前模仿的斯特尔纳·劳伦斯的冷峻风格。德·柏尔尼夫人与一位新结识的德·葛朗台公爵夫人,给他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掌故。于是,这本为偿还一笔遗忘债务而写的书,就成了一本光芒四射、妙趣横生、笔调多姿的作品。这本书中的大胆的怪论调,带有侮辱性的媚劲,以及讽刺幽默的怀疑,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这种争论,既有善意的,又有恶意的,它马上就要爆发了,而就是这场争论,使得这部作品相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那些日后成为巴尔扎克忠实的顾问的女人,真是又气又喜。她们有的褒扬他,有的贬斥他,有的恭维他,有的则是批评他。然而不管怎样,这本书在以后几星期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唯一的谈资。

  巴尔扎克还没有打开他的局面,他还没有成名,然而有一件事算是成功了。他引起了巴黎人的注意。他被人们邀请出席各种活动,因此,他必须制套得体的服装和漂亮的背心。同时,德·葛朗台公爵夫人把他引见给瑞卡米耶夫人。在当时,这位夫人的沙龙是巴黎文学交流的场所。当他拜访苏亚菲和盖·戴尔凡夫人时,他结识了已经成名的同行,雨果,拉马丁,以及查宁·儒尔。只要更努力一点,他的一生中的第二次乞望就可以满足。届时,他不仅出名,而且也会被人爱恋。

  路虽然还没有打开,但已经冲决出一个缺口了。巴尔扎克巨大的创作力,正像一股被拦截的洪水,潮流般地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冲泄出来。巴黎的人们认出了这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虽然他既能写出一部正经的历史小说,也曾写过象《婚姻生理学》那样的流行小说,他就开始被鲜花掌声,以及那些潮水般涌来的委托书给弄得晕头别转向了。然而,那些委托人,竟一点也不知道他写作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巨,也没料到他们第一次约稿竟会带来如此轰动的反应。

  当巴尔扎克的姓名开始有点价值后,他在一八三○年和一八三一年这两年里的创作成果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能与他比拟。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评论、小品文、报刊文学,以及政治纪事。如果把一八三○年出版的、确实出自巴尔扎克之手的七十多种作品和一八三一年出版的七十五种作品统计在一起,两年中他平均每天要写将近十六页的书,并且不计算他在稿件上的修改。巴尔扎克的名字,出现在所有的期刊和报纸里。他把一堆内容庞杂的稿件投到几十种出版物上。他谈到《装饰的哲学》或《烹调生理学》。一天写拿破仑的事迹,第二天又写《一般人看道德》。在争论《圣西门的门徒和圣西门主义者》时装出哲学家的一派神气。再不就发表一篇《我对食品杂货商的意见》。深入研究《捧场家》或《银行家》、对《引起打架斗殴的原因》加以讽刺嘲弄,并讨论《一瓶香槟酒与它的道德》或者是《雪茄烟与生理学》等等。

  在巴黎这个新世界,像巴尔扎克这样多才多艺与聪明,并算不上很稀奇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行行色色的迎合潮流的作品中,竟可以找到能够流传久远的、完美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跟那些转眼即逝的作品一样,只是限于一个小小的范围,并且是用同样迅速的速度,只花一夜就完成了。《沙漠中的情爱》和《刽子手与侯爵》这些小说就把这位以前一直鲜为人知的、有如此高明的写短篇小说技巧的作家展露在大众面前了。他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前进着,并且逐渐发觉他能做的事真不少。他的力量在前进中增长。他用那种描写巴黎日常生活的写实手法,写出了象《女人研究》《三十岁的女人》和《家庭中的和平》这类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被误解的妻子”的典型形象。这些女人因为婚姻而幻想破灭,由于丈夫的冷遇和漠不关心使她们落魂丧魄,就像患上了忧郁综合症似的。这些小说,依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有点过分地显示出病态美,因为它们的伤感氛围过重,同时,它们由于缺乏客观现实性,大大地损坏了它们的内在力量。然而在当时,它们却吸引了许多热心的读者。在法国和其它许多地方,无数女人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能诊断她们忧郁的医生,希望他能把她们从“被误解”的泥沼中救出来。他饶恕了女人所有因为爱情而发生的错误,并且敢于主张,说不但“三十岁的女人”而且“四十岁的女人”特别是四十岁的女人,有本事,有理由去恋爱,因为她们有成熟的、丰富的经验和辨识力。的确,只有他才了解她们。她们把他当作她们的代理辩护人,帮她们在法律和资产阶级道德方面的过错加以辩护。而且在他理想的人物素描中,不少地方戴格曼夫人看到她自己的身影。他那部在一八三○年四月问世的“世人生活的场景”,被人们在世界各地,包括法国,意大利波兰、俄罗斯,热心地阅读着。他的口号“三十岁的女人”宣告了青春已逝的女人的恋爱权利。

  他的那些女性读者,喜欢把小说里的那些自己所满意的角色当作自我的化身,沉浸在她们顾影自怜、感叹红颜薄命之中。甚至连一些比她们要古板得多的读者,也不能不为这位文坛上的多才多艺的青年作家的力量所折服。他写的《红色旅店》是那样的描写简明有力,以至于他同时代的已经成名的人物,没有一个能够写过跟它匹敌的作品。在他的天才使得批评家们惊讶之后,他的《无名的杰作》更加显示了他天资的深度。特别是他的同行们,认为他那种急于达到一切艺术最深奥的本领的心情在此以前是从来没有人到如此狂热的地步,以至于超出了一般作品的意义。他的多方面的天才,都反射出它本身蕴含的内在的光彩。而他的天才正是在他丰富的、庞杂的知识经历中得到的。只有看他的全部成就,才能见出他的各方面的本领。

  正是在《驴皮记》里,巴尔扎克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真正的内在心源。他在这个故事里点出他的宗旨是:把小说当作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所反照的是那高高低低的贫富悬殊的阶层,天才和资产者,急需要食物的和大量地挥霍费的,巴黎孤寂的顶楼和嘈杂热闹的沙龙,金钱的本领和它的无能等等。精确的批评家和锐力的观察家,认为他的那些伤感的浪漫主义已有了真实的感觉。《驴皮记》里的一个明显浪漫特征就是把东方的童话《天方夜谭》移入巴黎。更富有浪漫性的可以从那个残酷的福多尔伯爵夫人以及跟她形成鲜明对照的人物保琳。前者是一个宁可奢侈浪费而不愿恋爱的女人,后者却是能永远地舍己为人而且愿意恋爱的女孩。然而,现实主义的影子仍可从他震撼同时代人们的巴纳加里亚身上找到,而且关于他求学时代的自传性的描写,也是直接从他个人的现实经历史得出来的。很显然,小说中那些医生们的争论,高利贷者的逻辑,不仅仅是从沙龙中窃听的谈话的再现,更主要的是角色的典型意义的概括。

  经过十年的挣扎与绝望,巴尔扎克找到了他自己真正的事业:即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家。他可以给那个奇形怪状的巴黎,法兰西,或者全世界,进行心理咨询,诊断病情,医治疾病,或是绘出它的“肖像”甚至它的全身的像,并且作为一个审判官和文学工作者,来揭露和批评这个世界的不正常的现象。如果说他首先发现的是自己巨大的工作能力的话,那么他的第二个并非次要的发现,乃是运用这种力量的目的之所在。当巴尔扎克找到这个目的时,他也就发现了他自己。在这以前,这些力量只是堵塞在他心里,他始终觉得这些力量是抵挡不住的,它们最终会把他带到那广阔无垠的世界之中去,在他同时代的民众之上翱翔:

  “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同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着我去追求权力与荣誉。”

  跟歌德一样,甚至在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柏尔里卿根骑士》成功之后,他还是没有勇气承认他的天才是应运文学而生的,而且仅仅是为文学。同样,巴尔扎克在《驴皮记》成功之后,依然不相信文学就是他真正的事业和命运。实际上,他的天才在他所采取的任何方式下都能显露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可能成为第二个米拉保,成为一位达利兰,成为另一个拿破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或者是一个商业投机大王。这也是他早年为什么始终不相信他生来是一个作家的料,而一个深知他的人高提埃所说的大概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他并不具备一种文学的天才。在他的整个表现中,思想和方式之间隔着一条特别是在最初阶段他根本不可能越过的鸿沟。”

  写作对他而言并非绝对必要,他从来都不认为当作家是他的天职。他觉得写作只是许多可能性中挑选的一种,通过写作,他能够获取财富和名誉。并以此达到控制整个世界:

  “他发誓要成为一个伟人,并且要放射出比流还要强的那种力量,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确实的天才就来自他的坚强的意志,而他坚强的意志帮他在文学上找到了出路,这可以说是机会或命运在作怪。世界每一个国家里,都有人喜欢读他的作品。老年的歌德都曾向爱爱克尔曼表达了对这样一个杰出的天才的惊异之情。同样,不少评论刊物和新闻报的编辑,都打算用最高的代价诱惑他,可是他却仍旧没有信心。一年前他曾写道:“一张邮票和坐一次公共马车,这些对我都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且我呆在家里,为的是不弄破我的衣服。”

  现在,虽然他每天都接到数不清的委托单,但他仍旧觉得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已。最迟在一八三二年,他还给他母亲写信:“迟早我是会发财的,不管是当作家,或从政,或者进新闻界,也许是娶个有钱的太太,还可能是一笔有希望的大买卖。”一段时期,他的脑子被从政的念头给充满了。一八三○年七月的革命。中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并且给有为的青年提供了许多施展本领的机会。那时,法兰西议院中的一位下议员,他开迁的之快就像拿破仑时代的二十五到三十岁的陆军上校那样。巴尔扎克差点决定为政治而放弃文学了。他自己投入到热烈的政治热情的氛围里,而且打算到康伯瑞和福瑞尔两地去竞选。他热切地希望掌权;如果那些选举人对他有好感的话,他的政治野心可能就要实现了。他可能成为法兰西的一位政治领袖人物,而绝不作特尔,或者,他甚至可能成为第二个拿破仑。

  真是幸运得很,这两个选区的选民都没有投他的票,他的政治希望破灭了。然而另一个潜在的危险依旧存在:他还可以找“女人和财富”,找他终生所追寻的“富有的寡妇”。如果这样的话,他的苦干精神就会丧失殆尽,取而代之就会是快乐的生活和享受。因为他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同样大的环境压力分不开的,虽然这一点他并不知道。不论在什么时候,即使他名声已很显赫,只要他找到一位年收入三万或四万法郎的寡妇,他就准备从文坛上退隐,过另一种安逸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曾经向他的朋友卡罗·卓尔玛坦言:“我情愿置身于家庭的温馨之中。”并且他向她描绘他在乡村生活里的梦想:在那里,只要他有兴趣,就会以一个“业余文学工作者”的身份偶尔写几本书。

  可是上天就是不尽他的意,并且不让他的舒适的、快乐的梦想过早地实现,因为上天要他从生活中取得比他的梦想贵重得多、有意得多的东西。于是,上天拒绝他梦想在交易所里一下子赚很多钱财,阻止了他坐在内阁大臣的位子上而避免他糟蹋他的才能,并且总是让他找不到他想得到的那些富有的寡妇。他使巴尔扎克早年对新闻界的激情变质为对所有报纸作品的鄙视。他把他紧紧地吸引在书桌旁,在那里,他发挥出来的才能不仅能够征服议院、交易所,或者一个奢侈的王室家庭,而且能征服整个世界。他象一个狱卒一样,严格的管束着他,一次次地驱使他回到他的工作中去。上天总是横加破坏他所能享受的自由、爱情以及权力的任意运用。他每一次试图逃跑,上天便加倍地把他套紧。在他早年成名的时候,他被一种不知名的感觉侵袭,他的负荷越来越重了。他总是反抗和设法逃避,他从来都没有停止渴望奇迹的出现,那奇迹使他摆脱了牢牢的束缚。他继续梦想着一次次大的侥幸,一位富有的太太,以及一次奇异的转运。

  但是,逃避命运是上天所不允许的。命中注定了他必须从事文学创作,因此他那被紧闭在内心里的力量,应该为它自己构建一个范围广阔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幅员是无边无际的。他刚开始工作时,他就发觉,如果要让他或他的读者能领略这广阔无垠的文学世界,他就必须有条有理地把他内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白出来。既然文学是他的活动的天地,那么他千万不能胡乱地写他的任何一部作品,而要把它们变成一个一切情风貌和生活的形式。当他把这些小说的第一部送给他的朋友时,他写道:“我工作的下一步又有了模糊的影象。”他曾经酝酿了一个结果圆满的构思:使各个人物角色在不同的书中重新出现,这样,就可以创造出一部完整的具有文学性的当代社会的历史,它包括了一切阶级的活动、职业的艰辛,人们的观念、情绪和要求、欲望等等,而不必用一串小说来联接它们。他在《哲学小说》里,请查斯勒·菲拉瑞特按他的意见写一篇序文。这篇序文里,他要求读者作好准备接受他在文学方面的革新。一部当代社会的历史于是被设计好了,而第一卷是:“一组壁画中的第一幅画。作者着手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了。在作者看来,这个时代因为它玄浮的想象和个人极欲主人已经堕落了。我们能看到作者是如何不断地在调色板上调合颜色。他是怎样把一个一个的人物──乞丐、农民、市民、内阁大臣──介绍给我们的。即使描绘教士甚至国王的像,他也是决不会弄虚作假、犹豫不决的。”

  巴尔扎克现在的确还不知道他从事的工作的范围是多么的大。他在写《人间喜剧》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竟然是在记录一个时代的史诗──这些事实本能是时代告诉他的。当他的艺术家因素占据他的整个心灵之际。这个伟大的图景已经展现在他的脑海里。但是,二十年的丰富的而且是无比的辛酸的经历,却还是不够用来充实这个图景,使其变得具体可感。
第二章 在时代的深渊写作

第一节 三十岁    自一八三一年开始,在巴尔扎克三十岁的时候,而且他的第一部作品公开发表的时候,从那时开始就永远成为“德”·巴尔扎克·奥瑙利了。这个辛劳异常并且曲折发展的阶段是结束了。无论从一个成年人,一个艺术家,和一个人的人格来讲,他的发育阶段快结束了。无论是他肉体的外型,或是他做一个艺术家的发展,或是他的道德观念,都没有明确地改变再发生。他找到了生命的方向,这个有丰富创造力的作家已安排下工作计划,这个有勃勃雄心的建筑师已初步设置他未来建筑物的试验计划,并且巴尔扎克以其“雄狮般的勇敢”,投入当前的事业之中。只要他的生命力仍继续存在,他的日常工作的节拍便会不中断但也不减少地继续下去。从他投身于事业的一瞬间开始,这个事业的规模事实上是无穷尽的了,只有死神才对他“普罗米修斯”的意志有限制。写作中的巴尔扎克,可能是近代文坛里所能寻到的创作上有耐久性的最伟大的例子。像一棵苍天大树从土地的无穷根源里吸收养分,他以他庞大的力量笔直地挺立着,──直到他被巨斧砍倒──一枝又一枝地指向碧空,牢固地扎根,顽强的运行他那勃勃生机的命运:发芽,开花,并结下累累的硕果。

  尽管他整个事业的突飞猛进,巴尔扎克却再也不改变了。倘若一个人把他五十岁的形象和三十岁的对比一下,他只会发现一些细小的不同!头发上多了一丝白发,眼眶下多了一抹阴影,以前红润的容颜上被少量的苍白所代替,但是大致的肉体外型却没多大的改变。当他二十岁时,他的那些男性特征已基本上定型下来了。这“矮小、瘦弱、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在他这种不加修饰的外貌里,唯一明确的只是一个和未扬名前的拿破仑相似的面形。)令人奇怪的是,竟复原为那“圆形面孔的胖孩子”了。只要他坐在写字台前,他神经中的高度亢奋,踌躇不定,急不可待,随遇而安等等因素,就屈服于气象阔大和从容自信的气概满注了力量和自信的感觉。当他写道:

  “在阿尔苔斯的眼里,那曾经一度闪烁着高贵野性火焰的神情,在成功到来之前,已疲惫不堪了。他眉宇间的庄严的思想已经渐渐消褪,曾经瘦弱的身体已经强壮起来。过上好日子的,闪烁着金黄的光芒已镀上了他的面孔;那张面孔,当他年轻时,曾露着为贫困所包围的,苍白的颜色──显示出一种正使尽全身气力,不断争斗,直至胜利不罢休的气质。”

  以上是在阿尔苔斯的角色中描绘自己的形象。

  由于他形象造成的第一个和──正像多数的艺术家们的情形一样──不可靠的印象,是一个身体健康,喜爱享受,和愉快的好脾气的印象。尽管那修饰整齐的额头上,堆积着他不太干净的头发,可是他脸上松弛的肌肉,带着它那油性的皮肤,疏落的髭须,近有那宽阔而不规则的面容,给别人一种错觉,觉得这是一个贪图享乐,有长时间睡眠,好吃懒作的人的面孔。只有当人们看到他宽得像举重运动员的双肩,他自己笔下芜特灵的双肩;当人们看到他那富有筋肉的,像初生牛犊一般的,能连续工作十二或十四小时却不疲倦的脖颈;当人们看到他那像运动家一样的坚实的胸膛:只有此时,人们才会可能想到此人身上藏有某种巨大力量。从他的身体来看,这爆发力量的源泉就在那松弛的下颌底下。他的身体是用铜铸成的。它那主要的性质是蕴蓄于它的雄浑奇伟之中,蕴蓄于它的不可用言语表达的顽强生命力中,正如他作品中写的一样。所以,要想从巴尔扎克的面部去察觉他天才存在奥秘的任何一种尝试,都是徒劳和根本错误的。雕刻家德·安志尔·大卫打算向众人显示他有天才的印象,加高了他的上额,并塑成一些隆起部分,就好像这位作家的思想,要冲破阻挡,灵魂出窍似的。而家白朗志则打算用一袭白僧袍来遮掩那无所顾忌的肚皮,并想把他全身的风度整饬一番。罗丹也同样地给了他一个从悲惨幻觉中惊醒过来的失神丧魄的模样。为了让其内里的天才易于辩认、识别,为了要加入一些有魅力的或英雄的因素,所有这三位艺术家,似乎都感觉到有必要加强这副缺乏显著特征的脸孔。而巴尔扎克本人,当他在佐·麦卡斯一角中再度描绘他自己的小影时,也做了同样的努力。

  “头发像鬣,鼻子又短又扁,鼻子头上皱着,而且鼻孔有狮子那么大。前额也像狮子一样,并且被一条大大的深沟分割成两块有力的隆起部分。”

  诚实的观察者必须无情地承认;像如托尔斯泰或路德一样所有真正有代表性的民族天才们,巴尔扎克看上去只像是群众中的一员,也就是说,他脸孔的本来样子,只是他故乡中无数个卑贱平民们脸孔的摘要罢了。巴尔扎克的脸孔是勿庸讳言地平凡,甚至于有些鄙俗。特别在法兰西,最高智慧的成就来自于两种类型之中的:一种是贵族化的精炼地升华了的,比如从李志留,福尔泰尔或梵立希身上所发现的;另一种则显示出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顽强生命力,如从米拉保或唐丹身上所找到的。巴尔扎克则完全属于天然的类型,既不属于贵人们,也不属于贱人们。如果他系上条蓝色围裙,站在法兰西南部某酒馆的柜台后面,他那讨人欢喜的神情,将和任何一个一面斟酒,一面同他的主顾聊天的目不识丁的掌柜的神情没有多大差别。或者把他算作一个庄稼汉,算作一个街头的挑水夫,算作一个税吏,算作一个在马赛妓院里的水手,巴尔扎克看上去也没什么不妥之处。只有穿着衬衫或随便的衣服,他方显出真诚和本色。如果他想变得高雅些,并且显出贵族的神气,头发上抹上半瓶头油,眼前挂个单腿眼镜,去模拟圣日耳曼镇的纨绔子弟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好像化了妆去参加假面舞会。就像他作品里的一样,他的能力不在技巧方面,──当他涉险到哲学的或感伤的领域里面时,在那儿他对自己并不忠实的,──而是在他的本色方面。他主要身体的特征,同样地,也是他的生命力,他的活泼,和他的体力。

  把这些特征用视觉表示出来,并不是画张肖像可以奏效的。那只是一段拷贝中抽出的一个静止画面,一刹那间的停顿,一个断片的动作。但是我们从他的各类肖像中去推想他身心方面的丰富,比我们从他若干作品中的某页去推想他天才般的精神生产力,也同样地强不了多少的。往他脸上仓促地、表面地看一下,是找不出什么东西的。所和他同时人的记载都证实了这一点。当他那矮胖的身躯,因为爬楼的费力,还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披着一件扣错钮扣的棕色外衣,鞋子多半忘了系带子,投入一把圈椅,他那体重使得圈椅咯吱怪叫,给人的第一印象就糟糕得很。这个蓬着头、满脑肥肠、粗野的,却浑身冒香气的家伙,竟能是我们的权利的保护者,我们最隐密的情绪的歌唱者──巴尔扎克吗?这就是那些惊讶的贵妇人们的心中疑团。而另外在场的一些作家,则满足地斜视着镜子里面,来证明这事实:他那么多的小布尔乔亚气,并且没有他们聪明。许多嘲笑躲藏在扇子后面,同时那些高贵的绅士们则交换着恶意的目光,冲着他们的平凡却危险的文坛劲敌。

  但是,一旦巴尔扎克开了口,最初的可怜相便消失了,因为一股四射光芒的隽语的激流,像电一般地感染了这氛围。在他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时,──宣讲哲学或简述政见,把他那愈说愈玄妙愈不可信的,真伪参半的传奇或掌故所做成的大节目引为谈资,──他吸引住所有的眼光。在他嘲弄,吹牛,哂笑,和陶醉他的听众和他自己时,从他漆黑的眼睛里迸出了富有戏谑性的好脾性的金色火花。当他能够散布他那普泛的友情时,没有人可与他相比。

  他的作品迷惑他的读者的魔力,是和他肉体的活力所播扬的魔力同样不可比的。他做的每件事似乎都有十倍于人的强度。甚至他笑时连墙上的都在颤抖。他说话的时候,话语像瀑布般滔滔不绝,使人们忘掉口里的坏牙。他旅行的时候,每半个小时掷给车夫一笔额外的小费,催他赶马儿快些跑。当计算钱财的时候,千百万的钱叮啷地纷纷坠地。他工作的时候,废寝忘食。他坐那儿一写就十二个小时,磨钝了一打的笔头。他吃东西的时候,──下面就是作家戈佐兰对他品头论足的场面描写:

  “……他的嘴唇颤抖着,眼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双手由于快活的期待在抽搐着,看着那一堆艳美的梨或桃……他那种浮夸的,庞达格律耶尔式的神气真是伟大;他解开领带,同时敞开衬衫的竖领;手里拿把水果刀,他喝着,笑着,一面把刀切入一只大梨多汁的肉里……”

  巴尔扎克天生决没有一丝小器。他具有孩子般的好性情,而且没有东西可以动摇它。虽然他知道他那些同行们对他的笨重的丰采感到发窘,并在他背后窃议他缺乏风格以及其它恶意的诽谤,但他却作善意的周旋,把他们东一处、西一处地写进《人间喜剧》,并且把作品呈献给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一处可以找到对某人的非难,他是豁达大度以至不能与人为仇的了。当他虐待,并使他的出版家就范的时候,并非向他们勒索几许额外的法郎,而是出于一种欲望,一种逗他们玩耍的欲望,并且表示他是他们的主人而已。当他说谎时,并非想要骗人,而是由于他的幽默感和丰富的想象力。他把那些举动弄得格外夸张起来,是因为他知道人们嘲笑他的那些被认为幼稚的举动。他向他的朋友讲一个言过其实的故事,以他的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眼睛观察,他的朋友根本不信他说的一个字;奇怪的是,故事第二天一早便轰传整个巴黎。从而使他更厉害地渲染他的故事,往故事里添油加醋。他看到人们认为他有点怪气,而且不入他们的俗套,他甚为自得。当他预先知道有人将以他为笑柄来讽刺时,他就先以拉伯雷式的风致讽刺过自己了。反正他们对他又损害不了什么。他被所种意识所控制,觉得皮肤下的肌肉和脑子里的灰细胞皆强过他们,于是便放任自流了。

  巴尔扎克的自恃,来自于他身体和智慧双方的力量的感觉,而非他的名誉与成功。因为从其文学上的成绩看,甚至在《驴皮记》、《高里奥老伯》和十几种其它不朽杰作以后,他仍不能自信。在他的生命力中,他那元气丰沛的自信,是一种天生的东西,而非生自我反省,也非生自其他人的判断,也非自一种轩臧轻否的衡量。他享有内心里丰富的感觉,不用于醒悟的自我批评或自省的分析。像他给德·葛朗台公爵夫人的信上所说:

  “我的五尺身躯之中,充满着每一种可能想像的对比和矛盾。倘若任何人高兴说我是虚有其表、顽固、夸张、轻浮、思想无定见、粗心、放纵、奢侈、缺乏适应的反省和不够辛勤、不坚忍、欠圆通、好饶舌、天教养、粗鲁、神经质。以上的可靠程度,也就像别说我是节俭、谦异、不屈不挠、勇敢、勤苦、积极进取、坦然自若、沉默寡言、有定见、高尚与文雅、永远愉快。或者说我是一个英雄或懦夫,一个聪明人或白痴,一个天才或笨蛋,都能同样的真实。不管说我什么,我都不会惊诧。终于断言地相信我只不过是一个环境的玩物、一个工具而已。”

  他总是昂着头,愉快并且勇敢,无论别人怎样诅咒、赞美、嘲弄他,而且毫不在乎地继续向前做去,坦然地接受一切命运的打击。他能够对一切不计较,虽则他有幼稚的虚荣心,但却绝非小器,他有着那样一种微醉的人才有的坦然自得。

  像这样一个带有深厚基础的大方的天性,肯定是有些夸张的。虽然巴尔扎克在每一方面都挥霍无度,但他在人群中消耗的时间必然非常经济。他曾说过,他“一天只有一小时给这个世界”,他的生活中是没有余隙去搞社交的。所以,和他密切交往的朋友寥寥无几,和他真正亲昵的不足十个人,除一个最重要的以外,在他三十岁时都没有更多地介入他的生活。晚年,他友谊的圈子很小,就和他的处世经验和艺术发展的变化一样可怜。他已经吸收了他的所必须吸收的东西。他没有交新朋友的时间,只有写作的时间,对他真实而重要的只有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男男女女。

  在他那狭窄却持久的圈子里,女性们占了主要的地位。他的大多数信件,十分之九,甚至更多,都是写给女人的。她们能听从他所谓“倾吐他过分充满的感情的需要”,他那再三以自白方式倾吐心里不可遏制的欲望。对于女人,他能够赤裸裸地呈现自己,由于一种欲通情思的迫切促使,在几个月的缄默之后──常常是一个他从未见过面或仅属泛泛之交的女人,──他会突然地爆发了。他从来不给男人写一封亲昵的信,从不曾向如雨果或司汤达之类他同时代最伟大而最驰誉的作家们,倾吐过他内心的冲突或艺术创造的问题。因为他习惯于垄断一场谈话,迫不急待地去继续他的神侃,而决不等着听别人的吹牛,因而他毫无兴趣与那些同伴作家们通信或谈话。他不需要友情的刺激,恰恰相反,他需要内心的紧张得到一种松弛。他多半给女人写信,不仅因为像他开玩笑地向高第埃·提奥菲尔所说的,由于“那造成一种风格”;而是出自他的一部分是潜意识的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找一个了解她的女性。由于对写作的厌倦,受事务的迫害,在债台重压之下生活,在他“激流似的生”之流中多次遭遇坎坷困顿,他热烈地期待着一个女性,她可以当作一个母亲、姊妹、情妇、和内助,就像在他成长年代里的德·柏尔雷夫人一样。他这样去做只是出于一种对宁静的热情的需要,而非出于一种猎艳的目的而不断地去物色。人们不要受了他那色情的、带着喧闹的《笑林》的骗,巴尔扎克决不是唐璜或卡珊诺娃。他所要的是一个会给他以布尔乔亚的满足的女性,像他所坦白承认的,“一笔财产和一个女人”。一个有着他那样活动智力和想像力的人,是不需要由于廉价冒险而得来的更多的心理上及情绪上的亢奋。他总是一半是下意识地(虽然有时也看得很清楚),寻找那种能满足他为人两个极端的女人:一面必须作为赚钱手段的灾难中把他的工作赎回,却不因她对他的若干要求而损及工作;一面满足他肉体的欲望,同时把他从金钱与物质的困难中拯救出来。倘使可能的话,她应该是出身于贵族,以满足他那天真的势利心。

  这就是他一生的梦想,虽然它从未得到满足,他寻找到的追求对象,只是不完整的,有时这一方面,有时另一方面,或是兼而有之的。即使是他与德·柏尔雷夫人的第一次私通,他也判定为不完美的。原因是像他曾说过的,魔鬼如此残酷地把他们年龄的机器发条上错了。在他二十三岁时,曾在她身上找到一个领导者和安慰者,她在危险的时候拯救了他,并热烈地恋爱他。但他们年龄上的差异在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便显得不相称了,虽然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年龄差异并未显得不自然。在他三十岁时,即使巴尔扎克能把任何女人都看作他梦中的海伦,也发现作一个五十三岁女人的情夫,确实让他有点难堪、尴尬。显然德·柏尔雷·罗尔很难在这种不可避免的事情之前让步,(即使对最聪明的女人,只要她在恋爱,也是一样的难。)但在他们关系中的色欲成分,还是渐渐消褪了。

  可是在这个变化结束之前,巴尔扎克已在别处寻求并且得到他天性中感官方面的满足。而那个上了年纪的德·柏尔雷夫人也许由于以下的事实而增加她的嫉妒:原来他这新朋友也和她一样地是半老徐娘,而肉体方面的媚劲儿也因之有点衰褪了。这位德·葛朗台公爵夫人乃雨那将军的寡妻,当巴尔扎克大约于一八二九年第一次在凡尔赛遇到她时,她已成为过去光荣的破旧的纪念碑了。波旁王朝遗弃了她,她在社交中丝毫不被注意,而且陷入无可救药的债务之中,以至于她用回忆和发掘一些半真半假的丑闻来赚钱。她把那些东西一卷又一卷,年复一年地出卖给出版商。她觉得把巴尔扎克从德·柏尔雷夫人俨如母亲一般的裙带威力下分离出来并不困难。因为她启动了他天性中两个最强的因素:艺术家从活的源泉中去研究历史的无尽的渴望;和他由来已久的弱点──那种无底的势利心。头衔与高贵的姓氏一直用一种魔力操纵着他。但他只能做一位公爵夫人的朋友,最多不过当个情夫罢了,在她床弟间,即使不是做皇储,不论怎样也是做皇帝的一个将军、穆拉、拿破仑王、梅特涅亲王的继承人,这种优越感至少也准能暂时把他从德·柏尔雷夫人的怀抱中转移吸引过来。而德·柏尔雷夫人的母亲,只不过是安他涅特·玛利跟前的一位女侍官罢了。

  这种在巴尔扎克内心中永远鄙俗的情垫和虚荣,使他处于一种冒险中!这场冒险开始时并未显出有那么多的困难。对于一位想像力只消一星之火便能照彻整个天宇的未来的“当代历史家”而言,他竟与一位知道所有历史秘密的女人同床共寝,会有多大的益处啊!德·葛朗台公爵夫人曾在其母亲派尔蒙夫人家遇到当时还是孱弱少年的拿破仑。她不仅站在杜伊勒里王宫新受封的皇子公主们的前列,并且窥见了幕后的一切。倘若他写的所有带拿破仑背景的小说中,如《一桩可怕的事》或《查伯尔上校》是沉浸于详密文献中,那么则是由于她和他结识的缘故。在他们结识中,真正的恋爱成分比较彼此性欲和智慧方面的好奇心,仅扮着一个极小的角色。

  一场恋爱事件并未持续多久,一种友谊的感情却保持下来。他们双方负债累累,急欲品尝生命里甜密的东西,但不久便被其它爱情牵制得转了方向。智暂的爱情冷却之后,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志同道合地彼此帮助。她把他介绍给瑞卡米耶夫人和其他贵族的相识,同时他帮助她分派回忆录给出版商们,并且在写作上暗中助她一臂之力。渐渐她从他的生命中褪去。若干年后,当人们发现她已死在巴黎一处时,他以一种吃惊的口气描写她的结局,事实被泄露;她和他只是一场热情的偶然事件而已。

  当他和德·葛朗台公爵夫人私通初期的时候,卡罗·朱尔玛进入他的生活。而且,他们形成了最好,最尊贵,最圣洁,最有意义,并且是,──虽然多次因为时间与空间的原因而分离,──最永久的友爱。和他一直深爱的妹妹罗尔年龄相仿,杜昂然·朱尔玛在一八一六年和一个姓卡罗的炮兵上尉结了婚。卡罗是一个正直严肃的绅士,一个勇敢的军官,他真正的功绩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的同伴们或者在战场上拼杀出了辉煌的业绩,或者在政府中爬升到令人仰视方见的高贵地位时,他却在英国牢房中消磨时光──他不幸地成为一个战争囚犯。尽管最后交换战俘时他得以归国,然而,太迟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军官,既然在被俘时没有机会去要什么政治手腕,又没有能够获得勋章,那么他显然不会得到什么合适的职位。他曾被放置在小省的驻军中,最后,他被任命去掌管国营火药厂,于是,他带着妻子默默地生活在一个边远小镇中。卡罗·朱尔玛──她不是很美,而且糟糕的是还有一点跛──怀着崇高的敬意面对她丈夫忠厚的天性,同时又深深地怜悯他运途多蹇──时运是他雄心的失落的剑,他的生命也就此沉沦下去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他怀有爱情。尽管她料理着孩子和他的一大堆家务,然而由于她天赋的聪慧明睿,虽说被局限在一个极其有限的社交圈子里,她同样能够凝聚一个忠厚的,即使是地位寒微,然而是朋友的小圈子;这当中有一位柏内乐上尉,后来巴尔扎克曾跟他过从甚密。就是这位上尉,他曾经向他提供大量有关军队生活的详情以充实他这方面的小说。

  在巴尔扎克妹妹家里朱尔玛和他会面,这是对他们双方来说的一桩好运气的事情。她的那种对人性的正确的看法和远远地胜过她的朋友中任何一个人的智力,(或者更甚至于远胜过很多和巴尔扎克同时的批评家和作家),在她的小天地里遇到这样一个人,他有着和他的灿烂洋溢的人性同样的文学天才,而且她一下子便看了出来,这对于朱尔玛来讲是一个心灵上的强烈的经验;而对巴尔扎克来说,却是一桩好运的事:当他迫于债主们和疲于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去朱尔玛的家庭,在那里,他可以找到足够的安慰而不至受到过分的阿谀和供人玩赏。她在家中总是为他预备好一间空屋子,在那里他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写作。在晚间,他同时也发现有一些心里温煦的朋友在等待他,他可以毫无拘束地同他们交谈,并且享受那么一种十分温馨的气氛。他可以在工作时穿着自己的衬衫,也就是说,他永远不必担心别人把他当作累赘。

  因为他知道在紧张的工作以后,有一个永远供他随时使用的避难所,所以他在旅行到那些有驻屯军的城镇──不论在安古莲,在佛拉柏斯罗或圣·锡尔,只要赶上是卡罗夫妇他们驻扎的地方──的几个月之前,他就梦想他的旅行了。

  没有过多久,巴尔扎克便开始察觉这个不著名的妇人心灵上的特质,和她专心致志以及诚恳的天性。一种纯洁的,深厚的友谊在他们之间产生起来。以巴尔扎克如此的人品,所散发出的肉体方面的诱惑,卡罗·朱尔玛毫无疑问地不可能无动于衷了,但是她却克制住了自己。她知道没有别的女人能够为巴尔扎克的无常的个性做如许多的事,她那样地不顾自己,同时也更加不露声色地减少他的麻烦,扫除他的障碍。她有一次写信给她道:“我是命中注定为你尔生的女人。”但他回信道:“我需要的是,一个像你一样的女人,一个不自私的女人。”她也向她坦白:“同你在傍晚一起消磨一刻钟,对于我来说,要比在那些美女们的怀抱中竟夕欢娱更有意义!”

  但是,卡罗·朱尔玛确实能够清楚地发现她自己的弱点,她缺乏足够的性感的诱惑力去满足一个她特别看重的男人。但是不管怎样,像她这样的一种天性,要去放弃或欺骗一个把快乐完全寄托于她身上的丈夫,是不可能的,她自己明确地了解这一点。于是她开始给予巴尔扎克一种友谊,像她所说的:“一种圣洁而且和善的友谊”,脱开了任何自私的野心与虚荣,并且不被性欲的潜流所打扰:“即使是一种介于自利自私,我也决不愿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关系中来。”

  由于她不能像德·柏尔雷夫人那样去做,既给他以爱情又给他以指导,她就宁愿将这两方面分开,为了成为在他困难中的十全十美的内助,“你的多一只眼睛的照顾”。而且她喊道:

  “上帝啊!为何生命之神不把我降生在你所住的城市里呢?我将会给你一切你所羡慕的东西,以爱情的方式,我将会把我的家迁到你的住所里去……那该是多么美的事啊!”

  但是,这样的一个把人的生活分为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机会并没有降临他们,于是她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我将把你认作我的儿子。”她将以此为其终生事业:照料他,为他着想,忠告他。正像所有女人不知怎样对待自己生活的孩子般的天才一样,她也确实感到有必要用母爱的方式去爱他。

  事实上,巴尔扎克不论在做艺术家或做人上,都再没有比这个不著名的女人,──她的命运却是被一场平凡的婚姻所束缚,埋没在乡下,──更能胜任或更真诚的顾问。在一八三三年,巴尔扎克的作品一度成为流行的轰动一时的东西,可是人们却没有真正地了解他,她以那种恳挚的,不畏缩的语调──这种语调把她所说的一切都赋予特性──写信给他道:

  “你是当代的第一位作家,同时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是在所有时代中最重要的作家。只有你自己和你堪比,但在你以外的其他的一切,都显得肤浅了。”

  她立刻接着说:

  “我没有丝毫的怀疑,加入我的声音,用以增强那些成千累万正唱着你的赞美诗篇的合唱。”

  这些话都是真实不虚的。

  一种确实无错的本能在指引着他。在为巴尔扎克的成功风靡一时,耸人听闻的因素提心吊胆:那正由于她深知他心地的伟大,正由于她受那“一直和善的心地”,而“把自己隐在一切纱窗帘,羊毛披肩和一些铜铸雕像的后面”的巴尔扎克,以至于她担心他个性和天才方面的危险,这种危险是会从他在沙龙中所获得的社交上的成功,以及从出版商那里获得的物质上的成功,生出来的。她为了他应该把他最高的潜在效力充分表现出来而焦虑:“那种要看到你成为尽善尽美的欲望把我弄得着了魔了。”这种尽善尽美并不是“一种沙龙的或时髦的成功。(那是我所痛惜的,因为它破坏了你的前途。)尽善尽美──你真正的名望必须建筑其上,那种未来的,我所仰慕的名望,它对我,正像我顶替了你的名姓,或者你我站得如此之近,以致它的光辉也会同样照射到我的身上是一样重要的。”

  她把他艺术良心的责任加到她自己的身上。因为,她虽然认识了他的美德与伟大,可是她却并非看不到他的危险的信号,在幼稚的虚荣驱使下向社会的谄媚低头。她冒着失掉他友谊的危险,(这友谊是她一生之中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以极度的恳切向他陈述,她对他的忧惧并不亚于对他的嘉许,虽然她暗中意识到她那样的论调,违背了那些社会上的贵妇们和公主们对时髦作家的过分施与的阿谀。

  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得到比她的批评和判断更有见识的了,甚至于在一个世纪之后,这位炮兵上尉的妻子所述说的每一句非难或赞美的话语,都比圣提──柏夫和别的职业批评家的批评更令人信服。她赞许《查柏尔上校》、《蓝柏尔·路易》、《毕骆都·恺撒》和《葛兰德·欧琴妮》,但她对于过分地渲染了沙龙情节的,比如《三十岁的女人》,就有一种可怕的厌恶,很公允地称《乡下医生》是“过分陷于理障的沼泽”,并且因为《西拉飞达》的夸张怪诞的假神秘主义而惹她憎恨厌恶。她以惊人的清醒神智察觉到威胁他走向成功前途上的所有危险。当他打算进入政坛中,她焦急地警告他:“《笑林》比内阁大臣更重要得多。”当他将要倾向保王党时,她劝诫他道:“还是让那些在朝的人把持这种利益吧,不要和他们搅在一起,否则你将只是玷污你以前所曾经诚实地获得的名誉而已。”她大胆地宣称,她将永远地忠实于她对穷人的亲爱,那些如此忍辱地为富人们的贪婪所剥削和毁谤的穷人──“因为我自己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从社会阶级来讲,我们诚然被当作贵族中间的,但是我们永远地保存了我们对那些被压迫受罪的人民们的同情心。”

  当她看到他在暴躁的仓促之中写作对他的作品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的时候,她警告他,说道:

  “你在写作的时候,正如有把刀子搁在你的脖子上,你就真正称那东西为文学吗?如果你连把作品写到纸上的时间都刻不容缓,你怎么会创造出一个真正完美的品呢?为什么这样赶忙,难道仅仅为了提供你自己一种适于暴发户而不适于一个天才的奢侈吗?能够描写蓝拍尔·路易的人实不该一定要得到驾车的英国马不可!奥瑙利,看到你对自己的伟大不忠实,真令我忧伤。在我这方面呢,你固然能买车、买马,和波斯垂幔──可你不该给某种狡猾的人有机会对你说:‘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能用钱买动他!’”

  她爱他的天才,却担心他的弱点。当他放任自己被一些沙龙强加利用时,当他疯狂地写作时,和当他为了打动她所轻视的“上流社会”而用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包围了自己,并且驱使他陷入负债时,她都在忧惧地注视着。她用一种近乎完全正确的先见之明恳求他说:“不要这样过早把你自己用尽!”以她强烈的法兰西的自由感,她愿意看见这一世纪里最伟大的作家,一切无所依靠,超乎舆论、毁誉、金钱的需要;但在她看到他接连不断地落入新的奴役里时,她被抛入失望之中了:“一个传教──那就是你所要扮演的角色。你把十个人的生命汇集成了一个,却在你的贪婪之下耗尽了你自己。你一生的命运将成为唐塔腊斯的命运。”这真是一个有预见性的评论!

  在这段时期里,当公爵夫人和公主们用她们谄媚的甜言密语把他包围时,他不但接受了这些强硬的,而且往往是过激的谴责,还再三地感谢她的诚恳,这一点很能说明巴尔扎克的完全,他远比他能令人想像的少许虚荣心聪明多了。他写信给她道:“你是我的舆论,而我以认识你为荣,你带给我的勇气使我成全了自己。”他感激她帮助他“拔去我园中的杂。每一次当我看到你,我都从你那儿获得一些令我终生受益的收获。”

  他知道她的警告没有卑劣的动机,没有智慧上的骄矜,没有嫉妒,只是因为对他艺术的不朽灵魂最诚挚的关怀所引起的。她同时在他的生命中给他指派一个特殊地位:“我对你的感情,没有任何别的人可相比,也没有东西能比得上它,甚至(没有东西)能和它相似。”即使在后来,当他把他的灵魂倾注于另一个女人──德·韩斯迦夫人──时,(他将她从乌克兰招来作为他个人自白的对象,)也不能动摇“在我心里永不改变的这种优先特许权。”

  他仅仅对他的旧友逐渐沉默起来,可能由于一种不安于某种秘密的羞愧感。在他向其他女人们和德·韩斯迦流露真情时,他传奇化了他自己,他的工作和他的债:相反,他知道他不能对卡罗·朱尔玛说一句不忠实的话却不被发现,在他向她自白之时,他便不自觉地越来禁忌越多了。若干年过去了,他没有再去她家那间专为他设的安静书斋,却只有一次她来巴黎,──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他却写作得那样专心致志,以致于他没有拆她的信,却使她等待一个永远没有的答复。可是他终于过了十六年,把德·韩斯迦夫人娶过门那一年,在他死前不久,(那时他已是一个临到末日的人了),他曾经停顿了一瞬间去检查一下他那过去的生活,并向自己承认,朱尔玛曾经是他所认识的女人中最诚挚,最重要,和最友好的一个人。他拿起手中的笔给她写道:

  “我从没有停止过爱你,怀念你,甚至到现在停止过和你谈话。”

  巴尔扎克,这个永远浮夸者与妄言者,当他把卡罗·朱尔玛的关系放置于一切其他人之上,并且和那些人截然相反地看作她最纯洁的友谊时,他却没有一丝浮夸。一切其他的关系──除了他和德·韩斯迦夫人的订交,那控制了他的晚年生活──多多少少都有些偶然性。在他所有认识的著名的女人中,当他特别地对高贵的戴丝波儿得──瓦勒摩儿·玛西琳亲昵时,他显示出他确切无疑的心理上的睿智。他把他那最伟大的作品中的一部奉献给她,到王宫中她的顶楼上去拜访她,忽视那一定会使他喘息的百级阶梯──对他的体重来说,这就不是小成就了。和桑德·乔治,他招呼为“乔治兄弟”的,他却以一种毫无色欲的,诚笃的亲密气味的友谊和她交往──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了。他的自尊心保全了他,使他免于列入她情夫的名单中,被算作第十四或第十五个情夫,也没有沾到巴黎半个文坛(包括德·穆塞,桑德,萧邦,和圣提──柏夫在内)在她床弟之间的光荣。私下里,还有几个为时甚暂,不著名的人物,例如一个不知为何许人的“玛利”和他有过一段私通,她可能给她生下过一个孩子;还有另一位“路易丝”,她的姓氏也同样不清楚。要说到他和女人们有亲密关系的地方,巴尔扎克在一种表面很坦然的喜欢多嘴的外表后面,却保持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谨慎。

  他和男人的关系则是更加稀少了。那些和他亲密交往的人们,几乎全是不重要、不著名的平民。倘若他需要女人是为了能和他们休憩,那么他需要的男性朋友则是为了依靠他们。像贝多芬、歌德,以及大多数决定献身某种博大作品,有创造性头脑的人们一样,巴尔扎克并不选择一些有卓异智慧,可以在艺术的竞争和创造上督促和刺激他的朋友,他喜欢哪些随时可以帮他忙的,在他工作的间歇中去找找他的朋友。他寻求的是一种亲如一家的朋友关系。我们对那位德·马尔冈先生所知甚少。在他撒彻的别墅里,有一间可供写作的舒适的屋子,那是在巴尔扎克很多次要离开巴黎时,提供给他随意使用的。而且,他真正的朋友却决非有拉马丁,雨果或萧邦那一类资格的人,(虽然他直接认识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而是一个铁器批发商人,一个无名的家,一个医生,和一个小裁缝。小达伯兰翁自从在莱斯底居耶尔街的那些年,业已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朋友。波尔瑞·奥古斯都和他曾一度同住在卡西尼街的一间房子里。拿克加尔大夫直到他临终前都在照顾他的健康,并且时时帮助他:不仅在他紧急之时用几百法郎来弥缝他口袋上那从未修补的漏洞,而且对他的小说提出一些专家性的意见。在利兹留街的那个小裁缝,布伊松,(他早在巴黎的批评家发现巴尔扎克的天才之前便知道尊敬他了,)不但允许他爱欠债多久便欠债多久,而且常常供给他钱用。当巴尔扎克没有一处别的地方可以躲避债主的追债时,布伊松还在家里为他预备下避难所。把钱借给一个像他那样有感激心的人,布伊松的生意并未亏本。无论欠债的数目多么大,我们这位可敬的小裁缝最终从《人间喜剧》中的两行文字得到充分的偿还:“一袭布伊松做成的衣服,足够使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沙龙里扮演天家的角色。”如此小小的宣传,马上使布伊松成为所有要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人物的裁缝师傅了。除普通的用钱偿还以外,大人物们是另有一种偿还方法的。他们可以把不朽和无形的价值赐予他们的债主。

  当巴尔扎克当初开始写作那些使他声誉大振的作品的时候,这个狭小的朋友圈子实际上已告形成。在他三十岁年,他从外向内吸收的时期已告结束。他已不再需要讨论、博览、剪刺,新鲜知识,或新的朋友。他已准备好了一切,在智慧和天才这方面,他必须表现出的奋勉与热情,是属于他以后的工作的,他曾说过,“一棵大树会吸干它周围的土壤。”为了使它可以开花结果,它把在它范围之内的一切能量都吸收到它的内部。虽然巴尔扎克拥有几百个相识,但是他以后不再把别的任何人置入他比较亲密的圈内──除德·韩斯迦夫人之外,她是他生命的中心人物与真正焦点。
第二节 欢愉和挣扎   突如其来的成功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在一八二八年,巴尔扎克只是一个靠文章糊口的人,穷困潦倒,债台高筑,是一个自己承认所以留在家里是为了省衣服的彻头彻尾的穷鬼。两三年之后,他成为欧洲最有名望的作家之一,杂志报章竟强索他的稿件。他被赞美的读者们的信件所压倒,被出版商谀媚。一夜之间,他年轻时的野心竟然实现,这“光荣”,这令人眩目的声誉拉着他的姓名在放射光芒的羽翼上环游世界。即使是一个比巴尔扎克头脑更清醒的人,尚且不禁被这种成功所陶醉,而且巴尔扎克还远远不是头脑清醒的人。他在穷困,晦暗,饥饿中生活得过久了,充满了不耐烦的失望。在嫉妒和羡慕的一刹那间,他观察到凡是那些获得成功,财富,女人,奢侈,和生活中过多邪运的人,从来是别人而永远不是自己。以他那种耽欲的天性,他急于利用他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品尝一下人世间可以得到的快乐,是可以想见的。他要吸纳已加在他身上的名誉,用手指触摸它,在舌头上品尝它,用他所有的感官去体会、感知它。他要感受到谄媚的芬芳令息,感受到向他喝彩的群众们那种安逸的亲热。世界发现了他的天才,他就要把自己呈现给世界。他已疲于若干年来的奴役与钱财的穷困,废于蒙耻于受挫,他准备屈服于与名誉俱来的甘媚引诱之前,屈服于浪费与奢侈的欢愉之下。他知道世界现在是他的舞台,他决定在他的观众之前表演,并且扮演社交中的一个角色。

  显而易见,和巴尔扎克当作家的天才同样,乃是他缺乏扮演社会名流这种角色的才能。人类脑子的特征就是:即使有极广泛的经验积累和极高度的智能,也不能克服一个人天生的无能。无论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气质上的很多观点看得非常清楚,却没有力量把它们除掉。诊断和治疗并非一回事。所以,我们可以一再看到,顶尖聪明的人是如何地不能驾驭他们那些成为别人笑柄的小笨蛋。这位能以一种贝多芬的漠不关心态度在国王与太子面前走路的人,这位出产了此一世纪最伟大创作的人,却患了一种想做贵族的荒谬的精神病。一位圣日耳曼镇的公爵夫人的信,对于他比歌德的赞美更有意义。

  他很可能宁愿做一个罗特弃德,住在一所宫殿里,有着马车、仆夫,和罗列着杰作的长廊,却不想获得不朽。而且为了一份由菲力蒲·路易国王签名的真正贵族特许证,他会出卖了他的灵魂。倘若他父亲能够从农民跨入富庶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为何他不该跨入贵族社会呢?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时代不过刚刚过去,但有什么理由可以断定它已完全结束?如果一个雨诺,一个穆伊,一个纳伊,这些车夫与手艺人的儿子们,或店主的孙子们,由于命令骑士们进攻或短兵相接,而成为公爵,倘若股票行里的倒把客,出纳员,和工业企业家们,都甚而被进爵加官,为什么他不该同样地能够升入社会的“更高”阶层呢?

  这种同样的资本,──它曾经在六十年前,促使他的父亲用拉·奴该瑞的屋去换取巴黎更大的机会──现在则可能正在无意识地激励着他儿子更高地向上爬升。但是,他不以他自己创作的成就做较高目的。把进入一个前此不许外人擅入他的圈子做为他较高的目的,是荒唐可笑的。那不是一种能被合理分析的心理状态。一件不能理解的矛盾处于我们面前。他终生忍受多少耻辱,仅为了爬进一个“较高”的社会范围。他判定了自己去勉强劳作,只是为了生活奢侈。他把自己扮得神气很荒谬,却是为了显得风雅。他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变为在他小说中所表明过很多次的定律的话的证据:──在某个领域里的一位专家,当他冒险进入另一个对他来讲并不相宜的范围时,他竟能是一个蠢货。

  巴尔扎克按他在社交里所要扮演的角色装扮他自己。首先,他不能仅以巴尔扎克的形象出现。在圣日耳曼地方,那听了会觉得太小布尔乔亚味儿了。在自己的权威之上,他加之以贵族头衔,从《驴皮记》开始他的作品都用“德”·巴尔扎克·奥瑙利的姓名出版了。若谁敢否认他对这个头衔的使用权,谁就要倒霉了。他将会对有怀疑的人如此说明:因为他乃是德·昂特拉格侯爵的后裔,所以他只称呼自己“德·巴尔扎克”实在由于纯粹谦逊。为了使那说法格外可信,他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章及刻在他的剑上和在他的马车上。其次,改变整个生活方式。他这样辩论;只有他生活得和他的名望相符号,人们才会相信德·巴尔扎克·奥瑙利是伟大的作家。在一个只有外表才算数的人世里,若一个人想得到很多,那么他必须得表示出他有很多,“对于有的人应该给他”。倘若德·夏都勃里昂先生能够拥有一幢别墅,查宁·儒尔或须·欧贞能够享有一辆马车,吉拉尔丹能够保有两匹乘马,则德·巴尔扎克·奥瑙利之所以应该驾一辆双轮马车,后面带一个穿制服的跟班,乃是有着更多的理由了。所以人们才不至把他视作第二流的作家了。在卡西尼街赁了一所房子的二层楼,他又买了丰富的家具,而且没有一个贵族子弟能说他的衣服比德·巴尔扎克·奥瑙利更贵重更阔绰。那位可敬的布伊松赊给他丝织品和绵缎的背心,同时他特地为他的蓝色礼服作了镂花的金扣子。就如此,他把油涂上厚重的头发,把一只小眼镜拿在手里扭捏作态地取着平衡。于是,这位新长羽毛的作家跨入巴黎的那些沙龙,他使自己成了名──似乎他的名誉在他当代和将要到来的时代中尚未十拿九稳。

  结果,巴尔扎克跻身巴黎社交界的活动非常令人失望。而且这对他做作家的名望有所损害。他想把自己造成一个贵族子弟的梦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生涯中的这阶段中,他出入的沙龙,并非圣日耳曼镇的沙龙,也不是大的公使馆,他所去的地方,仅限于瑞卡米耶夫人和盖·戴尔梵夫人母女的“文艺客厅”,而那些女太太们是想用一些培养贵族文学的方式来和不跟人交往的官场贵族竞争的。但是,即使在那些并不崇高的圈子里,巴尔扎克这种外观美丽的风雅,他的影响就是一个大灾难。无论是金扣子,无论是沙领带,无论是布伊松的手艺,都不能够遮掩这个粗肥,矮胖,红脸蛋儿的平。他不让别人在旁边岔一句嘴,用如此大的声音谈话,而且像他的大炮弹似的突然地闯入屋子。因为气质过分的丰饶,以至于他不能用一种出之于不自然的慎重节制的态度来约束住它。二十年之后,德·韩斯迦夫人有足够的理由去抱怨他: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把刀子伸进嘴里,而且他那种聒噪的夸张,把那些最诚恳地急于赞美他的人们的神经都震乱了。他那种带有回响的轰笑,那种把别人的话语都淹没于其泛滥之中的“辩才的激流”,令她更加慨叹不已了。

  除了只注意外表和有闭的人,才有耐性和时间,永远地呈现着奕奕丰采的外表──这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但巴尔扎克,却很容易让人看破他那种为一件特殊事件而装饰自己的匆忙。他仅仅把自己从工作中拖出来一个多钟头而已。德拉古瓦对他衣裤上不相配的色彩设计失望了。但是当他的手指甲肮脏不堪时,一个金单照拿在手中又有何用呢?他的鞋带松散了,拖曳在他松弛的丝袜子上。在他热的时候,脂垢会从他涂了油的头发上滴到衣领子的花边上。巴尔扎克就像一个小厮穿制服一样修饰他的丰采。他的嗜趣愈来愈不倾于慎重而倾向于奢侈。他令贵重物品都看着像一些廉价货。他还给奢侈加以夸张的外表。正如被那些以他为题材的讽刺文所证实了的,这种混合而成的影响,甚至常常迫使着他那些女性的赞美者,在扇子后隐藏一个微笑。

  巴尔扎克越感到他附庸风雅的企图的失败,便越想作得夸张一些。倘若他不能崭露头角,至少也要轰动一时。倘若他不能用一种不刺目的卓异神色,制造出引人注意而愉快的效果,最低限度他的放荡不羁应该变得和他用来获得声誉的作品同样地驰名。假使他要变成别人嘲弄的笑柄,他最少会给他们充分地去嘲笑的理由。当他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发明了一种怪诞的策略,也就像他戏谑所说的,这将使他比他的小说更加地出名。他买了一根镶着蓝宝石像杠子一样粗的手杖。他散布了一个关于手杖的最荒诞的谣言,比如说,他在手杖的柄头上弄了一个神秘的情妇的小照,其实这个女人属于贵族中最高圈子里的,打扮成“夏娃”的装束。当他走入意大利剧院的“老虎”包厢时,黑尔居尔的棒子始终被他握于手中,(这东西破费他约七百法郎,其实他一直没付钱。)所有的观众似乎被催眠了一样地凝视着他。并且德·吉拉尔丹夫人还受了这件事的启发,写了一本小说《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但是一直没有治好贵妇们的幻灭,而且没有一个女人选这个曾经歌唱她们的赞美诗的浪漫诗人为她的保护者。他所深深地赞许的那位迪额和凡尔赛的原型的巴黎的名流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担心这个新的侯补人为了光荣而做出的愚蠢的竞争了。

  在文坛上,巴尔扎克与他的同事们相处,没有得到较大的成就。那些人看着这条出现在他们鲤鱼池里的梭小鱼,而且是肥梭小鱼,显出一种不宁贴的态度。他们中许多人仍记得清楚他突然成名以前暧昧的过去。如果不是他的多产的干扰,他们被他的天才所震惊,他们肯定已有准备,把巴尔扎克当作他们中的一员来看待了。但巴尔扎克拒绝了他们的接近。尽管他对别人成就的大方的热心和他的好脾气,可是他,尤其对文坛的同道们,故意地用一种傲慢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没有接受他们给他的友谊,却以无礼、粗暴的态度对他们。他头上戴着帽子进屋,并拒绝把自己和他们置于文坛上的相同地位。他大声疾呼,他坚持地反对把他和德·柯克·保罗,仲马·亚历山大,须·欧贞桑那,或查宁放进一堆去,却没有放任他的同道作家们满足于他们的小虚荣心。他夸大了他所能博得的报酬而得罪了他们,而且他讲价时又触怒了新闻记者。很少有作家这样地不重视新闻记者可以控制的舆论和善意批评的可能性。正像他想用他那很粗俗的装束的浮夸,把自己造成社交上的与众不同一样,他让他们觉得他不需要他们的恩惠。在他鲁莽和质朴的真诚之下,他多次强调他不能以衡量别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也许他怀着游戏之昧的善意心情,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在可能想像的不重视的态度下这样地做出来,但巴黎人都认为他的行为带有挑衅性。

  巴尔扎克的显著弱点,足够让那些人得到敏捷心智和恶意上的无数的可攻击之点,而那些人将准备利用这些的。同时他受到报纸上全用嘲讽的幽默向他大肆地起哄。这位当代最伟大作家,竟和讥讪的短评与无礼的讽刺文很得人缘。没有比一个既轻视社会又不能脱离它的人,使社会给予他的报复更严酷了。巴尔扎克并没有受到失败的特别影响。他只是过于精神充沛,过于元气旺盛,再加上一种自我优越感,于是他不注意一些小刺激。他对那些势利的女学究们或油头粉面的讨厌人物的热骂冷嘲,报以一种喧嚣的拉伯莱式的敞笑。就是在盛怒之下,他也是富有创造性和宽宏大量的,对于那些被触怒的文学界小文物们和新闻记者们的怨嫌,他并不用小器的理论,而用在《幻灭》里描绘文坛恶德的伟大壁来向他们加以足够的反击。

  另一方面,他的真正朋友,看到一个具有巴尔扎克天才的人,竟因为他的小小的势利心的弱点而被置于一种可耻的地位──这地位一时证实了这种以他为目标的侮辱──而痛苦了。卡罗·朱尔玛,虽在她那遥远的乡镇里,却比他更早地了解了:他所希望在巴黎的社交场合中采得的天堂的果实,将会很快在他嘴里化为乌有。并且她恳求他:不要“在一个求之于你的要比偿还给你的多一百倍的世界里”作演员了。她以友谊的真诚的劝诫的态度给他写信,说道:

  “奥瑙利,现在的你已是驰名世界的大作家了,但是你命中注定要干更高的事业。小小的名誉对于你来说是毫不足道的。你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更高的目标!如果我有勇气,我会对你说:‘为什么你因为纯粹的爱慕虚荣,用这样愚蠢的方式,在糟蹋你那种不同寻常的智慧呢?放弃了这种附庸风雅的生活吧!……’”

  但是,巴尔扎克不能在早期成名的陶醉,渐渐进入对他自身的定律有个清醒的认识以前,得到这个痛苦经验的教训。他的定律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精通两个范围:命运不希望他转眼即逝,被那些男男女女们很快地在他忘掉的世界中高视阔步,却希望用这世界的深度和高度,由他的笔的创造力,来让这个世界变得不朽!”

来源:中国哲士网

中小学语文教学 巴尔扎克,高老头教案,教学设计 参考资料,课文

作品巴尔扎克传3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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